图说北伐

   第一章 共和夭折:辛亥后中国新旧政体的曲折转型(3)

 

新文化运动(图为陈独秀)

辛亥以后,端坐朝堂的皇帝没有了,但人心中的皇帝还存在。为扫除人心中的『皇帝』,真正为共和立基,1915年9月,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从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自2卷1号起改称《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毫不妥协的姿态,把攻击矛头指向维护封建专制和皇权的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在国内知识界首先掀起了思想的巨澜。由于北洋时期中央权威的极度低落,尽管政坛上乱象纷呈,思想文化界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偶像被推翻了,禁锢被去除了,社会无需『定于一』了。思想的闸门打开后,国内新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纷纷成立,各种外来思潮也纷沓地进入了中国。然而,学西方真的得救得了国吗?这个问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答案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在经历了五四运动以后,答案似乎变得模糊了。

五四运动与俄国革命(图为五四运动场面)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救亡需要启蒙,启蒙是为了救亡。也正是因为有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当中国权益在巴黎和会上面临被牺牲、被出卖时,才会有知识界首先站出来,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并得到国内上上下下各界的支持和响应。然而,让中国人失望的是『公理并没有战胜强权』,首先是欧战的发生,让西方资本文明的弊端暴露无遗,而巴黎和会上列强的『分赃』,更使不少对西潮十分推崇的中国人有一种『被老师欺骗』的感觉。而『五四』激发起来的民众爱国风潮,虽然取得了罢免曹、章、陆和拒签和约的些许成果,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以及国内军阀当道依旧的黑暗政治,却使五四时期一大批充满救亡情怀的知识分子陷入深深的失望之中。中国出路在哪里?这一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很多知识界人士苦苦求索的焦点。而中国的邻居俄国在列宁领导下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恰于此时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可效仿的榜样。

当1917年11月俄国爆发革命的时候,中国国内舆论最初的反映是『惊愕、困惑乃至忧虑』。然不久后,由于苏维埃政权日渐巩固,国内一些报刊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开始了有转变,但在1919年开始的那些日子,包括最早向国人宣传『布尔什维克主义胜利』的李大钊,也并不赞成中国要『步俄国阶级压迫的后尘』,进行『流血革命』。不过,在经历『五四』后,这一切都起了变化。有关俄国的谣言渐渐鲜有人信了,过去相信俄国『充满了残杀、掳掠、奸淫的罪恶』的人,现在反倒觉得这种消息『真是奇怪极了』。尤其是俄国面对十四国武装干涉和制裁,竟然日益壮大和巩固,这上本来就对资本主义贫富悬殊的现象心怀恐惧的中国知识分子不能不看好这种俄国的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很快成了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的选择,其中不仅包括被誉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包括了正在困顿中积极寻求新出路的孙中山。

 

联省自治(图为胡适与梁启超)

民国自袁世凯以后,南北分裂之局已成,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无法实现,直系的『和平混一』也无可能,于是产生另辟途径,通过地方制宪的『和平』手段,由下至上建立邦联制国家的想法,这便成为『联省自治』之议提出的背景。第一个提出『联省自治』的概念的是梁启超。率先响应和倡行『省自治』的是湖南。之后,先在南方一些省份得到响应,并很快延至北方,继之而起宣布『自治』的省份有江苏、湖北、安徽、浙江、云南等。至1920年冬,提出『自治』的10多个省开始派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并成立了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联省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也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要求实行地方自治与联邦制度的社会政治运动。

『联省自治』之风刮起后,立即得到一些知识界翘楚的支持,蔡元培、章士钊等都亲自出面加以鼓吹,执舆论界牛耳的张东荪、潘力山等人,也都发表文章支持。1922年9月,胡适撰文《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答陈独秀》,明确提出了『建立在省自治上面的联邦的统一国家』之建议,北京大学丁燮林、王世杰等六教授立即联名发文响应。知识界如此热烈的反应说明,鉴于民国以来『武人乱政』的现实,国家『统一』受到了破坏,『共和』更是有名无实,要走出『宪政』的困境,就须为中国『和平统一』找到一个整体的制度性的解决办法。

然而,对『联省自治』的倡行,支持者有之,批评、反对者也不少。虽批评立足点不同,但南北两政权都认为『联省自治』非『统一中国』之策。其中最普遍的一种看法是,中国目前『地方分裂、武人坐大』的情势,各省名为『自治』,实为割据,『省自治』不过是地方军阀『拥兵自重』的借口。持此说者,将『自治』等同于『割据』,不免偏激,却不无道理,现实很快为之作了证明。时至20年代中期,曾经喧腾一时的『联省自治运动』偃旗息鼓,不仅『联省』再也唱不下去,『自治』的呼声也越来越弱。随着『联省自治』的告退,用兼并手段,通过『武力统一』达成整合成了唯一可选的路径。

 

中国往何处去?(图为孙中山与李大钊)

中国出路在哪里?这一问题成为『五四』后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于是,在『五四』尾声之时,一场有关『社会改造』的讨论在思想、文化界热烈展开了。事实上,在五四运动正在进行的高潮时期,就有人提出从根本上推翻军阀政府的问题。五四运动的灵魂人物陈独秀,在其亲手撰写和散发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就出现了『以图根本改造』的提法,而到1919年底,这一呼声越来越高了。陈独秀、李大钊其时因受『十月革命』影响,思想已趋于激进,并已自觉担负起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使命,开始了在中国创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早期活动。而他们的老朋友、《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主编胡适则因受老师杜威的影响,对社会持『点滴改良』的观念。

于是,在《新青年》同仁中首先爆发了一场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讨论,胡适写了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刊登在1919年7月的《每周评论》上。对于胡适的观点,李大钊进行了驳斥,公开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问题与主义是分不开的,具体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主义的指导』,主张『用社会革命的方法来实现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的这场辩论,标志着新文化运动营垒的分化。由于对社会改造路径上的不同选择,思想界也因此分成了不同的流派。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局的不稳,命运的叵测,更使人们急于找出指路的目标和应对的方案。尤其对年轻人,已很难满足于『多研究些问题』并从『点滴改良』做起。于是『求根本解决』的『彻底改造论』但自然成了富有吸引力的方向。革命不那么可怕了,它已从不得不行的被迫手段,转变为主动寻求美好未来的正面努力,这使其成了很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向往和追求。这一转变,不仅加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直接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更使一度被社会主流舆论边缘化,并在一些人眼中视同与『南方军阀』无异的孙中山及其南方革命,再次走向了政治中心。

『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近代中国全面危机的反映,在进入20年代后,在内忧外患不断加重,而国内政治依然前景不明的情势下,中国社会转型面临了何去何从的巨大困惑。失去了耐心的中国人,不仅质疑解决不了问题的『议会民主制』,而且开始呼唤强人,渴求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率领这个民族走向新的复兴,这成了当时普遍的心理。在这样的氛围下,社会改良的合法性遭漠视,效果更受质疑,这为孙中山及南方革命党人复兴,以及孙所坚持的武力推翻北洋政权的理论,创造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更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轫创造了条件,由此,中国被推向了全面变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