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二章 武人技穷:山雨欲来风满楼(1)

 

反直三角联盟,酝酿倒直

(左图中,左为张作霖,右为孙中山)

直、奉战后,北京政府的中央权柄完全被直系所控,吴佩孚利用手中实权,排除异己,而曹锟则用贿选手段当上总统,结果遭到国内舆论耻笑与谴责,直系的声望也一落千丈,而吴佩孚对京汉铁路工人的镇压,直接撕去了直系『保护劳工』的面具,于是在台上的曹、吴骤然成为众矢之的。南方的孙中山为推翻直系统治,与反直的浙江督军卢永祥,以及在东北的张作霖取得联系,暗中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并派代表到上海开会,酝酿联合倒直。

而张作霖及其奉系自被赶回东三省后,一心想着再次入关报仇雪耻,乃于1922年7月在沈阳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奉系20余万军队均须按规定进行整编。为培训军事人才,张作霖除加强原陆军东北讲武堂外,还开办了海军学校和航空学校。为扩大军事实力,张作霖还在东北开办了兵工厂,自造武器,并通过向日本借款,从国外购置大批军火,甚至飞机,准备时机一到,随时挥师入关,与吴佩孚决一雌雄。

江浙战争

(左图中,左为齐燮元,右为卢永祥)

1924年,『江浙战争』打响。江苏原是直系军阀齐燮元的地盘,上海却为皖系出身的浙江军阀卢永祥所控制。曹锟贿选后,浙督卢永祥通电反对,沪、杭一带成为反直势力活动的一个中心。1924年9月,苏督齐燮元联合江苏、安徽、福建、江西与直系有关的军队,向浙卢发起讨伐,这就是『江浙战争』,也称『齐卢之战』。江浙战争的爆发,为奉军入关提供了契机。战事打响后,在东北虎视眈眈的张作霖立即表示『誓同生死』,同日发出援卢通电,宣布向直系开战,奉军也随之分三路源源不断入关,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

第二次直奉战争及北京政变

(右图中,左为吴佩孚,右为冯玉祥)

奉军出兵入关,曹锟立即调吴佩孚到京坐镇,同时分兵三路迎战:第一路由吴佩孚亲自率领,沿京奉路到山海关迎击奉军;第二路由王怀庆率领,出喜峰口迎击奉军;第三路由冯玉祥率领,经古北口到热河迎击奉军。三路出兵后,北京城防空虚。直系将领冯玉祥与吴佩孚有隙,暗中早存倒直之心,于是乘吴佩孚在长城山海关一线与奉军激战之时,率部从古北口、密云前线秘密回师北京,在北京警备副司令孙岳配合下,占领北京城,囚禁了曹锟,发动了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后,在山海关前线与奉军鏖战的吴佩孚腹背受敌。最初他企图抽兵回救北京,当其率部回师后,前线部队则因主帅骤离,军心动摇,奉系抓住机会发动猛攻,势如破竹,直系溃不成军。称雄一时的吴佩孚见无力回天,不得已率残部两千余人由大沽口沿海南下,退守长江流域。第二次直奉战争历时一月有余,终以吴佩孚主力溃败告终。第二次直奉战争乃北洋军阀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内战,双方出动的兵力共计五十余万,历时一个多月。

段祺瑞『执政府』成立

1924年北京政变后,曹锟被冯玉祥赶下台,直系中央被颠覆,国会也遭遣散。不过,其时控制北京时局的冯玉祥威望和军事实力均有限,影响和地盘也仅限于京畿及其周边地区,自知难久撑局面,为助自己声威,也有牵制正在大举入关的奉张,冯玉祥去电孙中山,邀其北上主持大计。同时,他也去电直皖战败后『息影』于天津的段祺瑞,请其重新出山帮助安定局面。段祺瑞在北洋团体中有一定号召力,冯欲依仗其名,号令天下,也借此造成『反直派大团结』的表象。

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也通电,推戴段祺瑞复出主持时局。在各方『拥戴』声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段祺瑞遂作愿意出山的表示。鉴于当时国会已名存实亡,国内新的权势中心尚未形成,经协商,各方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作过渡,其中蕴含『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之含意。而颇孚时望的段祺瑞也就此复出,当上了中华民国执政府的总执政。

 

段祺瑞整合北洋落空

直奉战后,北洋团体的分崩离析已人所共见,有鉴于此,段祺瑞上台后,不得不周旋于各派之间,用维持『均势』来保住自己的地位。从当时国内各实力派的势力分布来看,北方为奉系张作霖、国民军冯玉祥两大势力所分控,南方长江流域尚系直系地盘,广东则是孙中山的革命基地。段祺瑞知道,在自己的政治棋盘上,不能没有冯,否则无以制张。当然,也不能没有张,否则无法驭冯。如何能让这四大板块势力互为牵制,以便自己从中控驭呢?于是,段祺瑞在北方国冯和奉张两大军事集团之间,采取了以冯制张、以张控冯的手法。对已退往长江流域的吴佩孚,尽管张、冯均坚主讨伐,但段却并不穷追猛打,而施于刚柔并济的手法,以此收揽直系将领人心。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南方革命势力,段是采用了『政治攻心』为上的策略。在执政各部总长的任命上,他充分考虑了南方孙中山方面的代表,又以同样也属南方阵营的李烈钧为参谋总长,这是段政府对国民党作出的一种姿态。段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对北洋作出重新整合的同时,设法用怀柔手段消弭革命,从而使南、北、新、旧势力能集于段氏麾下,实现所谓的『和平统一』。

不过,段祺瑞的上述意图只是他本人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由于缺乏资源和实力,不管段祺瑞如何设法周旋于各派之间,在整合北洋上,段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更不用说以此来软化南方革命了。首先,奉张军队入关后,因在京、津地区大肆扩张,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形成严重对峙。继而一路南下的奉军,也在地盘争夺上触犯了江浙军阀孙传芳的利益。『浙奉战争』由此爆发。冯玉祥以为倒奉时机到来,派人与奉军第十军军长郭松龄订约,策动倒戈,于是北方又发生郭松龄反奉事件。结果奉张为对付国冯,决计与吴佩孚摒弃前嫌,再次结盟。于是,段祺瑞不仅整合北洋的目的无法达成,上台时尚存在的『均势』也逐渐消失。

段祺瑞『修制』的失败

段祺瑞无力整合北洋,只好在政治上谋出路。他先是在国民党宣布不参加的情况下,1925年2月1日在北京召开了善后会议。段祺瑞为会议所作开幕词中,以『和平、建设』为号召,发表《建设宣言》。会议召集了国内二十二行省、五特别区,蒙、藏、青各区军民最高首领和特聘之名流共计148人,并组织了庞大的策划、协调和方案起草修改班子,会期前后历时竟三月有余,然而成果却乏善可陈。

善后会议尽管并不成功,段氏『修制』的努力却还要进行,否则其执政地位就无法继续。由于善后会议上『地方分权』的呼声甚高,执政府于会议闭幕不久,就制定出台了《临时参政院条例》和《各省区法定团体会长互选参政程序令》,同时还就临时参政院职能及『参政』的选举办法及其权限,都作了具体规定。不过,虽有这些举措的出台,段氏的执政地位却因其缺乏法理根据而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为此,段祺瑞不得不在1925年底,以总执政名义再次宣布了政府的改组,在修订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中,恢复责任内阁,增设国务院,由许世英出任国务总理。为显示推进『宪政』的诚意,段祺瑞还指示国宪起草委员会拟订了《国会组织法》《总统选举法》和《宪法》。国会决采参、众两院制;总统选举法则规定以县为基本选区,由省选举会选举总统;宪法亦在《国宪委员会》三读通过。

客观而言,由段之执政府主导的这次『修制』,迈出的步伐还是相当大的,不仅恢复了民元以来府、院分立的政制,国会的政治价值也重新被确认。或许是民国以来政坛上上演了太多的『制宪』闹剧,或许是因了段祺瑞本人的军人出身和北洋背景,不管段氏对『修制』作出如何努力,其执政的合法性都很难得到舆论认同,革命一方对其的抨击自不待言,北洋内部军人对段氏『改革』也始终抱以冷眼,这使段氏为『中兴』而推进的『修制』得不到来自任何一方的支持,陷于无望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