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二章 武人技穷:山雨欲来风满楼(3)

 

反帝风潮下执政府的垮台

(左图为顾正红)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以屠杀手段对付工人罢工,枪杀共产党员顾正红,激起民众愤怒。30日,上海工人、学生2000余人在公共租界散发传单、发表讲演,举行反帝示威,遭租界当局阻挠,拘捕学生百余人。是日下午,数千群众集中在南京路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巡捕悍然开枪,击杀十余人,伤数十人,『五卅惨案』发生。

『五卅惨案』再次在全国激起反帝怒潮。段政府为扭转被动,迅即对此事件作出反应,事发当日,即派员南下,调查事实。同时对租界当局以武力摧残手段对付无辜学生的行径,提出严正抗议,并派大员驰赴上海,慰问被害人民。不过,这些做法并没有改变民众对政府的观感,每当反帝风潮掀起,政府首当其冲地被认为有『卖国』之嫌,并与『帝国主义』一起并列为要被打倒的对象。

『五卅惨案』风波未息,又发生了『沙基惨案』。6月23日,为抗议『英帝国主义』的罪行,声援上海工人罢工,香港、广州工人举行大规模游行集会,行到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地,遭英军士兵开枪扫射,当场死亡59人,重伤者百余,这就是著名的『沙基惨案』。惨案发生后,在国共两党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动和组织下,一场规模空前的香港工人总大罢工开始了。南方革命浪潮很快也影响到北方,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抗议演讲、游行示威的消息也日日见诸报端。1925年至1926年的中国,国内各处都充满了革命的火药味,这让本来已很难维持的段祺瑞政府日子更加难过。

1926年3月,国、奉战争爆发,天津至秦皇岛之铁路被阻断,奉军用军舰攻打冯玉祥国民军防守的大沽口,日舰出动协助,国民军还击,引起各国军舰的干涉。驻天津的外国军舰一起出动,并由荷兰公使代表12国,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并发出要求国民军退出大沽口的最后通谍。外强的傲慢与对国民军的态度,激起了国人强烈的反感和愤恨,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再次被调动起来。3月18日,北京学生和市民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地方执行部的主导和策动下,为抗议帝国主义行径,聚集在天安门开会。会后再次前往执政府请愿示威。结果在执政府门前与守护卫兵发生激烈冲撞,局面失控后政府卫队开枪镇压,打死47人,伤百余人,这就是震惊海内的『三一八』惨案。

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执政府已无法维持,内阁诸要以『各方责难』为辞,决定『引咎总辞职』。而其时的段祺瑞,虽有沉痛和自责的表示,但其政府的合法性,已因惨案的发生而丧失殆尽。4月19日,段祺瑞通电全国,宣告下野。段祺瑞是在『非段莫属』的呼声中上台的,为整合北洋和修复体制做出过一番努力。不过,由于其时北洋统治已病入膏肓,革命风潮已经掀起,段氏为谋『中兴』而推出的所有举措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

直奉再次联手讨伐『南北二赤』

(右图为奉军入北平城的情景)

『三一八』后,北方形势急转直下。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大沽口事件』后,放弃天津,退守北京。而其时尚未下台的段祺瑞为保住其执政地位,暗中联络奉系,被冯玉祥部下、驻守北京的国民军将领鹿钟麟发觉。1926年4月9日,鹿率部包围执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避入东交民巷。鹿钟麟赶走段祺瑞后,又请出曹锟,联吴反奉,结果为吴所拒。鹿部遂无法再留北京,只好向西北退却,至此,冯部在津京均不再有驻兵。冯玉祥的西北军被彻底赶出京津。

冯玉祥经此挫折,开始主动靠拢南方革命方面,并与苏俄建立了联系。而这时南方国民革命也已掀起巨浪,迫切需要尽快打开北方的局面。为推进北方革命,当时的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把王若飞、宣侠父等富有经验的著名党的活动家派到冯军中去开展工作。1925年4月,苏联顾问也到达张家口。冯玉祥虽然对苏俄顾问和共产党人帮助他训练部队还抱有戒心,但为取得苏俄帮助,他任命了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了军队的政治部长,从而使原本为军阀军队重要一支的冯部成为国民革命在北方的一支重要力量。

冯部的赤化与倒戈,更让曾为不共戴天的奉张和直吴,为对付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而重新联手。1926年6月,张作霖和吴佩孚相继到京,握手言欢,并议决合力讨伐『南北二赤』。在这一情势下,在北方势孤立单的冯玉祥军队退守西北。为保全实力,冯玉祥宣布下野,但奉、直对冯部的讨伐并不因冯的『引退』而停止实行。在奉、直的联合攻势下,冯部虽仍有少部军队据守南口一线,但大部已被打散,冯本人了在引退后去了苏联。

奉系执政时的『无政府状态』

(左图中,左为杜锡?,右为顾维钧)

段祺瑞的执政府倒台后,国家实已陷无政府状态。1926年4月,冯玉祥国民军与奉系张作霖作战失利,退出北京。同年5月,奉系张作霖入京,控制中枢。不过,由张本人出任国家元首,似也名不正言不顺,加上国内还有其他实力军人的存在,张作霖暂时采取了雄踞东北及直鲁,以实力控制政权,待时机成熟,再正大位的手法,结果使得北京政府有一年零两个月竟陷于既无国家元首,也无国会的状态。

不过,没有国家元首,政府政务还得照常进行。按照中华民国法统,国家元首缺位时,内阁总理将出面摄行大总统职权,于是由谁来出面组阁,关系到中央权力实际由谁执掌和控制的问题。张作霖和吴佩孚为此都费了一番心思。由于吴不希望『总理有太浓的奉系色彩』,张也不愿有『一个完全是吴的人作总理』,致使内阁一时难产。经幕后讨价还价,才得到一个折中的结果,由『在两个军事集团之间多少有点中立』的海军总长杜锡?出面当了代理总理。不过,杜的内阁维持时间很短,仅3个月就因财政困境而收场。

内阁的难产,折射了其时北京政府在合法性上已深陷危机而无以自拔。在几无资源可寻、只有民族主义尚能鼓舞人心的情形下,在外交上享有盛名的顾维钧又被推了出来。1926年10月5日,顾维钧接替代理总理。不过顾维钧虽然身为阁揆,但并不左右政局,其阁员统由幕后实力军人所定。1926年至1928年间,北京中央权威出现真空,武人凭借武力,固能逞胜一时,但似很难再借助『宪法』取得合法地位,这是摄政内阁维持局面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原因。从这里也能看出,这时的北洋军人虽然还能控制局面,但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不仅统一全国已不再是北洋目标,即使统一北洋团体自身,也几乎是可望而不可即了。不仅北京政府已失去统驭能力,北洋体系也已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名存而实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