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北伐

 第三章 北伐酝酿:大革命风潮下的广州(1)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是国民党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大会把建立『党治』国家作为国民革命的明确目标,也即为孙中山所说的,『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把党放在国上』,由党来行使对国家的『治权』。『一大』会上,孙中山曾向大会提交了一个《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谓必须成立国民政府,以确立政治地位,争取国际承认。一中全会第五次会议进一步通过了《国民政府组织问题案》。在借鉴俄共党政一体化体制的基础上,孙中山亲草《政治委员会条例》,在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政治委员会』作为政治领导核心,并自任委员长。此项他制便是其后国民党『党治』体制中『锁钥』机构---『中政会』的前身。

1925年3月孙中山北上逝世,国民党重建领导体制,成立正式政府,已迫在眉睫。为将孙中山遗愿付诸实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于1925年6月14日召开第14次会议,商讨组建政府事宜。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次日,国民政府召开首次会议。会上依据政府组织法,选出委员16人,其中推定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许崇智、林森为常委委员,汪精卫任主席。国民政府下设财政、军事、外交等部,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理院、惩吏院、监察院也相继建立。

工农运动的高涨

(右图为彭湃与广州农讲所)

工农运动的蓬勃兴起,是国共合作实现后最明显的成效。从兴中会、同盟会开始,一直到1924年改组以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少数知识精英为主体的集合体,与中国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正因为此,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在社会民众中几无影响可言,其革命也很少博得国人同情。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不过如何与民众建立起联系,这个问题在国民党改组实现前,并没有得到解决。而『联俄』政策的贯彻和国民党改组的成功,使孙中山不仅找到了革命的方向,也找到了革命的途径,即『吾党从今以后,要以人民之心力为吾党之力量,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奋斗』。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更是明确宣布,『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

然而,如何才能让民众奋起呢?在这方面,其时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并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共组织自成立以来,就把发动和组织工农运动作为斗争的主要手段与目标,并视此为革命制胜的主要途径。而开展工运更是共产党的拿手好戏,在其成立的第二年,为具体指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就有全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立,该机构成功地策动了1922年的香港海员工人罢工,以及开滦五矿、安源路矿工人罢工等活动。

在中共带动下,这一时期确立了『扶助农工』政策的国民党,对开展民众运动也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央党部先后设立了工人部、农民部、青年部、妇女部和商人部等,作为领导各界民众运动的机构。不过,群众运动的实际工作,仍多依靠参加该党的中共党员来进行。如工人部部长是廖仲恺,实际上由秘书共产党员冯菊坡、邓中夏等负责。农民部部长林祖涵,秘书彭湃是共产党员。为培养农运骨干,国共还联合召开了全省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农民协会,并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前后六届,共培养农运骨干近800名。第一期主任是彭湃,第六期主任是当时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

鲍罗廷的对华谋略

(左图为鲍罗廷)

在国民革命的风暴中心地广州,俄国人鲍罗廷是一个仅次于孙中山的灵魂人物。自帮助孙中山实现对国民党的改组后,鲍罗廷即被孙中山委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等重要职务。对于鲍罗廷在国民党改组过程中所做出的工作和贡献,孙中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赞『他是一个无以伦比的人』,由于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密切关系,鲍罗廷在广州被尊为『亚父』。孙中山去世后,鲍罗廷返回广州,在平定刘杨叛乱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他起了重要的作用。及至广州国民政府成立,鲍罗廷被聘为『国民政府高等顾问』,实际上成为广州党政军所有领域的真正掌权人。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都以鲍罗廷马首是瞻,他们说『追随鲍罗廷就是追随孙中山』。

当然,苏俄支持孙中山,并不是单纯支持孙中山的事业,它也希望借国民党的躯壳,发展共产党的力量,同时在国民党内造就一支『亲俄』势力,最终使国民党成为共产国际推进世界革命的工具。正是怀抱了此种企图,共产国际代表巴林于1923年在广州时,就一再催促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最终通过鲍罗廷的来华,实现了让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从内部分化改造国民党的第一步。国民党改组成功后,鲍罗廷曾明确表示,苏俄在中国的一项『基本任务』,是『把国民党的一切地方组织掌握在我们手中』。并把在国民党内建立『左翼』势力视为俄国在中国的一项使命。

在这一方针下,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后,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宣传,掌握舆论导向,『矫正』国民党的政治观念;一方面则依据国民党人士对苏俄、对帝国主义、对工农群众的不同态度,将之区分为左、中、右三个不同的政治派别,相应施以加强、中立和打击的不同手段,分化对待。中共对国际的这一指示,贯彻得颇为得力,但就当时来讲,在广州鲍罗廷『权威日隆』的情形下,的确造成了国民党内的急剧『左转』的态势。于是『联共』开始悄然代替了『容共』。『三大政策』的叫法,在不经意间响彻了大小集会,俨然可以取代那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