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起草的沙窝会议决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洋洋万言。我们仔细地研究一下决议的文字，可以看出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分歧所在和双方表达的基本立场观点。决议指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是“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彻底地击破蒋介石国民党的包围与封锁，大量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创造这个根据地的先决条件。”为此，必须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中个别的同志因为看到“中央苏区的变为游击区，看到一方面军的减员，看到党在某些工作中的错误与弱点，而认为党中央政治路线的不正确，这种意见是完全错误的。……遵义扩大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地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一方面军在遵义会议后得到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

针对张国焘对中央路线的指责，决议解释说：“把党的部分的错误，误解为全部的错误，把党在实际工作中的某些弱点误解为路线的错误而对于党所成就的空前的伟大的事业不给应有的估计是不正确的。因此对于这种误解，党必须给以及时的解释与纠正，使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这是以后胜利的保障。”

自满而应更加发扬自己的特长，应该吸收一方面军在战略战术方面与红军建设方面所有丰富的经验，以求得自己更大的进步。” 决议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目前一、四方面军内部产生的某些个别问题主要的是由于相互了解的不够，缺乏对于一、四方面军的正确的估计。”决议肯定“四方面军的党的领导在基本路线上是正确的，是执行了四中会合后国际与中央的路线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创造了壮大的与坚强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许多次战争的伟大胜利，创造了鄂豫皖与通南巴赤区。四方面军英勇善战，不怕困难，特别是部队中旺盛的攻击精神与战斗情绪，是现在一方面军应该学习的。

“必须使一、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了解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只有这样，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一致才是坚固的与永久的，才能融成一片地去消灭阶级敌人。”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国焘做了很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原来指责四方面军放弃通南巴的话都收回了，并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进行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但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双方的差距和分歧并未消除。

首先，中央的政治路线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决议》肯定中国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认为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而张国焘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他认为，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他在回忆录中说：“我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现在所有的苏区都丧失了，红军遭受重大的损失，我们退到了藏族地区，这些失败的事实是无法否定的。我认为，其原因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对于张国焘的见解，张闻天、博古、凯丰等人是坚决反对的。但毛泽东的心情却是复杂的。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领导是深恶痛绝的，但是遵义会议前中央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毛泽东的策略是首先把领导权从博古手中夺过来，挽救中央红军。形势的危急和战事的紧迫使大家没时间详细讨论政治路线问题，而是首先解决军事问题，解决领导权的问题。周恩来和张闻天后来的讲话也认为，遵义会议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占据了一席之地，但“左倾”路线还有相当的势力，他们受到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的支持。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毛泽东才使全党的思想统一到正确的路线上来。

其次，革命形势究竟是高潮还是低潮？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是在胜利进攻还是在退却？《决议强调一、四方面军会合后，革命的力量大大增强了，敌人的力量则是“绝对的削弱”。张国焘认为这是吹牛。在与中央分裂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一次讲话中批判张闻天、博古等：“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张国焘轻蔑地说：“我们和机会主义者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准备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进行革命战争，争取革命的胜利。而不仅在有篮球打，有馆子进，有香烟抽的时候才来革命。”

张国焘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毫无疑问是处于低潮。他说：“我们没有粉碎五次‘围剿’，在相当意义上说苏维埃运动是遭受了一些挫折，苏维埃运动从胜利的向上发展而转为相当的停滞与降低。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后，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行军，经过一、四方面军的会合，一直到现在民族革命新的高潮的来临。这一时期我们是否可以说中国苏维埃运动已经得到极大的发展？如果我们用冷静的头脑来结合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那么，在今天我们还不能有这种过分的估计。我们得到了一些发展，然而还不是一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发展；我们取得了一些发展，还不能使们有能力去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决战。然而，现在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新的苏维埃运动的高潮不可避免地快要到来。”

对张国焘的这些论断，毛泽东是半赞成，半反对。长征是中国革命处在低潮的表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种退却不应看成是绝对的，否则就会对革命的前途丧失信心。长征是战略转移，转移到一个合适的新地区再图发展。在1937年3月延安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判了张国焘“两个高潮之间”的理论，指出这是张国焘向少数民族偏僻地区退却逃跑的指导思想，是把四方面军引向失败的错误路线。

在张国焘与张闻天、博古等人的矛盾冲突中，我们既不能肯定哪一方是完全正确的，也不能说哪一方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的看法与他们又有差异。这就形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错综复杂的局面。凯丰、博古等人把失败硬说成是胜利，把退却说成进攻，当然不能令人信服。但是，张国焘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也不能提高红军的士气，把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是很实际的，他知道以红军目前的实力，不能与国民党硬拼，再沿着“左”的一套走下去，会把红军彻底断送。但是，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他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