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这一天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了。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都焦虑不安。他们察觉到四方面军领导人的立场起了变化。陈昌浩已经明显倾向南下，徐向前虽不反对北上，但也没反对南下，留有余地。右路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局势一下变得微妙起来。

毛泽东已经几天没有睡好觉了，长长的头发更衬托出疲倦的面容。这几天为了与徐向前、陈昌浩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与张闻天、博古等人就住在离前敌指挥部不远的一个小院子里。为了劝说张国焘回心转意，毛泽东、张闻天又给张国焘发了电报，做最后的努力。彭德怀不放心毛泽东的安全，天天往潘州村子里跑，活动于中央和前总之间，观察动静。这天上午他来到前部，见徐、陈还在商量北进的事。但是，“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说阿坝比通南巴还好。”

9日下午，陈昌浩去向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报告准备执行张总政委的南下命令时，对中央来说是一个极坏的消息。这就是说中央以前作的一切北上的决议，现在完全被张国焘推翻了。毛泽东很清楚：南下对一方面军来说，是死路一条。因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陈昌浩。陈昌浩是奉张国焘的命令，虽然一肚子委屈，也不敢发作，沉着脸走了。陈昌浩的转向，使毛泽东不仅指挥不动右路军的四方面军部队，在左路军的五、九军团也被张国焘卡住过不来了。还有朱德、刘伯承等一大批干部，会是什么命运？

正当毛泽东焦虑不安的时候，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的报告，促使毛泽东下了单独北上的决心。关于此事的经过，叶剑英本人的回忆说：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我一看电报报头是给陈昌浩的，便递给了他，他讲话正在兴头上，没顾得上看，又顺手给了我。我一看，才知道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

我看到这个电报后，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过了一个时候，我出去拉尿，就趁这个机会，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里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在当事人均已作古的今天，我们回头研究一下当时的情景，可能有些令人深思的地方。首先，叶剑英拿给毛泽东的电报内容是什么？使得毛泽东如此紧张。感到中央和一方面军处在危急关头，非走不可。据毛泽东在1937年3月30日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张国焘的发言中说，电报上有“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的话。多年来人们一直在寻找这份事关重大的“密电”原件，长征期间所有的往来电报都完好地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尤其是1935年9月间的电报，每天都有明确的记录。但是唯独没有找到这封9月9日张国焘致陈昌浩的“密电”。

其次，从引用的电报、回忆，我们很难指出陈昌浩搞了哪些阴谋。张国焘来的每份电报，他都向中央作了汇报。所以，中央对张国焘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很了解的。即使是徐向前、陈昌浩表示同意南下决定，也是等待中央一起行动，并未以前敌总指挥部的名义向右路军各部队下达具体的行动命令。

得到叶剑英的报告之后，毛泽东考虑再三，决定对徐、陈做最后的争取。傍晚时，毛泽东独自来到前敌指挥部。他没有进屋，在院子里问徐向前：“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徐向前委婉地回答：“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没有再说别的，辞别徐向前走了。而徐向前则完全没有体会到毛泽东来访的含义，更不会想到夜里会发生什么大事。

这天晚上，党中央和三军团秘密而紧张地行动起来。住在各个村庄里的一方面军部队，都悄悄地开拔了。德国人李德从博古那里得到通知，让他半夜两点带领红军联合大学的学员出发。至于干什么，他也不知道。李德忠实地传达了命令，在夜雾中开始行军，到天亮与中央纵队会合时，他才发现“显然不是右路军的所有部队，而是一方面军的部队接到了命令”。在整个队伍中，只有红军大学把四方面军的人也一起带来了。这一夜，叶剑英也巧妙地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与中央会合了。

这一夜，徐向前、陈昌浩一直在酣睡，身边发生了这样重大的事变，他们居然丝毫未察觉。如果他们在是监视叶剑英和中央的举动，换句话说，如果陈昌浩真的有意危害中央，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的大队人马，能否如此顺利地全部开走，是很难说的。所以，关于四方面军“监视”中央和一方面军的说法，事实证明不能成立。

9月10日早晨，徐向前、陈昌浩刚刚起床，部下就来报告：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徐、陈闻讯，都大吃一惊。接着，四军住在前面的部队打电话说：中央红军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顿时，前敌总指挥部乱成一团，打电话的、请示报告的。徐向前回忆：“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意外事件，使我愣了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陈昌浩十分激动，说了些难听的话，还给张国焘写了报告。”

中央和三军团的突然北上，使四方面军上上下下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4军战士宗国治回忆：“突然上级下来了紧急命令，叫部队马上出发。部队集合了，我们的营长在队前很简单地讲了几句话，只说我们要追！追什么？我们一点摸不着头脑，并说追回来就行，见到不要打枪。我们走了几里路，就见到前面有部队，我们追得快他跑得也快。”到底没追上。前面的干部打电话问前敌总指挥部：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徐向前果断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在这个重要关头，同意了徐向前的意见，下达了命令，避免了红军内部的一场流血冲突。徐向前说：“他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打，我是很难阻止的。”

陈昌浩气还没消，参谋送来刚收到的中央政治局发来的一份《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北上。在情绪冲动的情况下，陈昌浩不但没有执行中央的指令，还把副参谋长李特喊来，要他率领一队骑兵去追赶中央，要把被他们带走的四方面军同志统统追回来。李特受领了任务，骑马疾驰而去。

10日上午，中央机关和三军团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来到阿西以北的一个小村庄。毛泽东和彭德怀正与叶剑英、杨尚昆、李德一起商量北上的问题，突然，部队后面骚动起来，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和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兵赶来了。李特在马上高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担任红三军团后卫的10团在团政委杨勇的指挥下，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李特对红军大学的学员喊道：“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去！”李德看不下去，用俄语训斥李特。李特这位留苏学生毫不示弱，也用俄语和李德大吵起来。这时，红军大学中原属四方面军的人，悄然走到李特身后，与一方面军形成了两条阵线。

就在这剑拔弩张的时候，毛泽东和彭德怀等赶来了。毛泽东表现得十分冷静，对围观的四方面军干部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有重新会合的机会。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都是红军，都是共产党，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愿意北上的跟党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的。”一方面军干部要教训李特，给给点厉害尝尝。毛泽东劝阻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还会回来的。”

四方面军的人面面相觑，不知所以。对中央内部斗争，上级是严格保密的，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凭着几年来的直觉，他们只知道张国焘的命令是不敢违抗的。所以尽管有人心存疑虑，但没人敢站到一方面军的队伍里来。在沉闷的气氛中，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默默地分手了。没有告别的话，更没有笑容，这支队伍在李特带领下，向南走去，逐渐消失在漫漫荒野中。

这边，一方面军重整队伍，继续北上。三军团政治部的炊事员、脚夫、勤杂人员都是四方面军的人，走的一个不剩。政治部副主任杨尚昆只剩下一个饭碗，吃饭成了问题，只好加入中央纵队。伍修权的马夫也走了，他只好自己牵着牲口和部队一起北上。

毛泽东骑在马上，愤怒和忧伤交织于心。这就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八万红四方面军，居然没有一个人跟他走，还把朱德、刘伯承和五、九军团丢在了张国焘的左路军。现在，张国焘是九万人，而他手下只有一、三军团不足万人了。党中央孤军北上，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谁也无法预料。想到这里，毛泽东越发感到肩膀压力的沉重。但是，他绝不是一个悲观绝望的人，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把他压倒。相反，他把逆境当作一种挑战。他要集中精力和智慧，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