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中央红军不足万人。而张国焘控制着绝大多数红军，让他回心转意的可能性极小。从长征以来，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现在中央处于危难之中，南下不可能，向荒凉的西北少数民族区去更是死路一条；只有向北，或许有出路。但是以目前的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胜算不大。中央机关没必要再保留那么多机构，应该尽量精简。红军也没必要保留空架子，要缩编以便指挥作战，俄界会议同意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红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形势相当严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封堵，任何耽搁都是不允许的。俄界会议结束后，9月13日，中央就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了。14日他们到了麻牙寺，在沿途经过的桥梁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担任警戒，等待四方面军跟上来。这天，中央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报，做最后的努力争取。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 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绝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二）、中央先率领一、三方面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为。（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9月14日。

张国焘没有回电，此时，他正在阿坝召集左路军干部大会，声讨中央呢。刘伯承和朱德已经成了阿坝会议上围攻的对象，处境艰难。

右路军总部所在的巴西，这些天一片沉闷。中央和一、三军团的离去，使四方面军干部的情绪大受打击。他们根本不了解高层的斗争，当然不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30军政委李先念来找徐向前，两个人在村外的荒野中闷闷地坐着，眼中一片渺茫。李先念对徐向前倾诉心中的苦闷，徐向前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几天来，徐向前的内心一直受着痛苦和矛盾的折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中央，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部队和领导，张国焘和中央闹翻了，徐向前被夹在中间，他必须作出抉择，是跟中央走，还是跟张国焘走。晚年在回忆录中他叙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委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徐向前写道：“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毛泽东带领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陈昌浩几天后带领4、30军南下，再过草地与左路军会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当时谁也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