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朱理治、郭洪涛在向25军的同志介绍情况时，给刘志丹等陕北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25军的领导人轻信了这些话，便开始怀疑陕北同志。在25军保卫局长戴季英和聂洪钧的支持下，朱理治以陕甘晋省委名义发布赤色戒严令，开始进行肃反。

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人，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根据这些诬告，朱理治、戴季英逮捕了张秀山，逼他承认“反革命罪行”。张秀山不承认，就吊起来打。郭洪涛眼看张秀山被迫承认刘志丹是反革命前委书记，放下来又不承认，再吊起来又被迫承认。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被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

10月25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107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跟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地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11月2日是徐海东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7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泽东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130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辅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海东是张国焘的部下，与毛泽东没有渊源关系，却主动来迎接中央，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听取陕北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中，获悉了“肃反”的情况。他们认为目前中央红军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陕北根据地站住脚，陕北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肃反”将引起根据地的混乱，甚至要断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王道道、贾拓夫赶到了瓦窑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刘志丹在被关押一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董必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翻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11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要求省委立刻改组保卫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中央处理了陕北苏区的“肃反”，解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合并，共有12000余人。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对陕北苏区发起围剿。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109师前出到直罗镇，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109师包围全歼。东北军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吃了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围困苏区，轻易不再进攻了。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得远。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红军，不仅吃饭用水都成问题，当地农民也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国民党军官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窘迫，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现在到哪里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有国民党重兵封锁，看来只有向东，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

1935年12月，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红军指挥员开会商议。会上争论得很厉害。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认为不宜向西和向北发展，而应该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2月20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三天的渡河很顺利，只遇到阎锡山部队的轻微抵抗。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红军进了山西，阎锡山很紧张，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红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不与敌人决战，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了。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短时期内红军扩充8000余人，筹款50多万元。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有了钱，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军心也大大稳定。在陕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