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5日，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又潮又冷，令人心烦。驻军查理寺为左路军担任后卫的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接到总部来电，说是噶曲河涨水过不去，要另择道路北上，命令陈伯钧率部向阿坝靠拢。陈伯钧立刻下达命令，第二天行军120里来到中阿坝，与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会合。

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到达中阿坝，立即召集四方面军的各军首长来开会。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几天来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并借题发挥，说到自会合以来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打击。这些军长政委也不过是些二十多岁、粗通文化的年轻小伙，有了听了总政委的话，情绪冲动，说了许多过火的话。陈伯钧坐在一边听这些人骂自己的上级和战友，心里十分难过。

第二天上午，陈伯钧实在忍不住，径直去找张国焘陈述自己的意见。说他“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机！”最后，他要求张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张国焘耐着性子听完陈伯钧的谏词，显出同情和难过的表情，答复他说事情闹到这一步，其中有很多隐情，不便公开。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

陈伯钧立即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上级对上级亦须逐级绝对服从。张国焘听着陈伯钧慷慨陈词，虽然一直以首长的大度好言安慰，心里却怒不可遏。四方面军中还没人敢如此冲撞他，这个陈伯钧好大胆子。张国焘送走陈伯钧后，便把部下找来，布置把陈伯钧收拾一顿。

厄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9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9月13日晚上，陈伯钧再去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9月14日是陈伯钧终生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9军的东西。陈将9军配给他的两匹马交回，他们还不罢休，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被免了职，取红军大学当教员。

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30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30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才幸免于难。

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号称“特科三杰”。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

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烽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害死了。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

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