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军团部分干部的转向，使朱德、刘伯承的处境更加困难，斗争的矛头集中在他们身上。许多人在会场上乱喊，有的说：“中央北上是错误的，是退却逃跑主义！”有的说：“中央是右倾机会主义！”有人气势汹汹地问朱德：“你同意中央，把红军搞剩了多少，要交代！”有的要他当众表态反对中央。朱德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面色严峻。张国焘对他说：“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

面对这些叫喊和辱骂，朱德十分冷静沉着。他知道这些红军干部都是张国焘给挑动起来的。红军内部出现这样的分裂，令他十分痛心。朱德站起来，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议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北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当担负起抗日救国的责任。中央的决议，我是举了手赞成的，不能出尔反尔，反对中央决议。我和毛泽东同志从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我是完全信得过他的。人家都讲“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对毛泽东？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上就爆发出一片叫骂声。有人冲到朱德面前，骂朱德是“老右倾”“老乌龟”。刘伯承实在看不下去，高声说道：“你们不是开党的会议吗？又不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下又引来一片叫骂：“好！你把党的会议说成是审案子！”斗争矛头又转向刘伯承。刘伯承看他们不讲理，干脆不说话。有人又对朱德高喊：“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吧！”朱德说：“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你们既然坚持南下，那我就只好跟你们去。”这些人赶不走朱德，又跳着骂：“你又赞成北上，又要跟我们南下，你是两面派、骑墙派！”有人喊：“不让他当总司令了！”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最后通过了决议。以张国焘的报告为主题，谴责中央“右倾逃跑”，决定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重返四川建立根据地。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与中央决裂的会议。他把中央内部的分歧完全向红军战士公开，利用红军战士的淳朴无知，挑动红军反对中央的政治路线，这种做法是恶毒的。虽然中央在俄界会议上声讨了张国焘，但范围仅限于中央委员和军队首长。张国焘则是一下子就把范围扩大到全军。严重破坏中央的威望。这显然是为他日后宣布另立中央打基础，造舆论。

此时，朱德面临的艰巨任务就是如何在困难的处境下，保持和维护红军的团结，保护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不受损害。在阿坝会议的那天夜里，刘伯承得到消息，张国焘和他的军长们开了一夜会，讨论如何对付朱、刘和五、九军团。到天亮才决定不杀刘伯承，软禁起来。五军团要根本改造，让黄超去当政委。九军团要撤换一批干部。那些日子里，朱德四处奔走，和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战士谈话，做思想工作，引导他们顾全大局，在与张国焘作斗争时，注意斗争策略和方式，避免红军内部发生不必要的冲突，尽最大努力保存革命力量。

五军团是朱德最为关注的单位。在阿坝会议期间，朱德与董振堂军团长交换了意见。董振堂表示了坚决拥护中央的正确路线，同张国焘作斗争的立场，令朱德感到十分欣慰。对张国焘及其亲信打击迫害五军团同志的行为，朱德都挺身而出，保护同志。

再说右路军，自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后，陈昌浩决心执行张国焘南下的命令。9月11日，他派通信员骑马给包座前线的傅钟、李卓然送去“特急飞传”的信件。傅钟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赶快回来，中央夜里秘密开走，去向不明。他们丢下我们开小差，用意何在？飞速来议。”傅钟和李卓然也懵了，当天火速赶回巴西。

几天后，徐向前、陈昌浩接到张国焘的命令，要右路军从班佑、包座地区南下，与左路军在大金川的松岗、党坝一带会合集结。军令如山，徐向前、陈昌浩率红30军、红军大学人员回头再次穿越草地。9月17日，徐、陈率右路军越过草地，重返毛儿盖。张国焘非常高兴，向后方的31军军长余天云、政委王维舟发出了坚决南下的命令。

9月底，徐向前、陈昌浩与张国焘、朱德等在大金川北端的党坝会合。在沙窝会议分兵后的两个月，左、右路军又会师了。但是中央已经不在了。张国焘显得踌躇满志，而徐向前他们却心事重重，笑不出来。分裂的噩梦还在头脑中搅扰。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今马尔康县脚木足乡）的白莎喇嘛寺里，主持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的负责人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何长工、余天云、曾传六、李特、黄超、方强、刘志坚等军以上干部四五十人。会议由张国焘主持。陈昌浩首先报告在毛儿盖的一切经过，说明总司令部移到刷经寺后，他和徐向前与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委员相处得很融洽，遇事互相商量，并无争执。毛泽东等北逃的那一天，行动是突然的、秘密的、不顾信义的，也是破坏党和红军团结的。

张国焘接着作报告。他说：中央没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实行战略退却，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路线问题。一、四方面军的会合，终止了这种退却，但中央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无端指责四方面军。南下是终止退却的战略反攻，而中央领导人被敌人的飞机大炮吓破了胆，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继续其北上的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直至发展到私自率一、三军团秘密出走，这是分裂红军的最大罪恶行为。有鉴于此，张国焘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了领导全党的资格。提议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张国焘先指定一方面军的一位军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四方面军的同志闻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达到了高潮。朱德和刘伯承都强调大家冷静，要团结，不要分裂。在大家发言表态之后，张国焘掏出一份事先拟好的名单，众人表决通过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名单。张国焘的“中央”就这样产生了。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

第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就免职查办。”第二，以任弼时、陈铁铮、陈绍禹、项英、陈云、曾洪易、朱阿根、关向应、李立三、夏曦、朱德、张国焘、周纯全、陈昌浩、徐向前、陈毅、李先念、何畏、傅钟、何长工、李维汉、曾传六、王树声、周光坦、黄苏、彭德怀、徐彦刚、吴志明、萧克、王震、李卓然、罗炳辉、吴焕先、高敬亭、曾山、刘英、郑义斋、林彪组成中央委员会。第三，以任弼时、陈绍禹、项英、陈云、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李维汉、曾传六组织中央政治局，以何长工、傅钟为候补委员。第四，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织中央书记处。第五，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织军事委员会，以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常务委员。张国焘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任红军总司令，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周纯全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任红军政治部副主任。

对张国焘另立的中央，朱德和刘伯承明确表示了反对，但这时他们也不能与张国焘公开决裂，扔下四方面军不管。所以，他们决定在不失原则的前提下，运用策略和张国焘周旋。有一件大事一直压在刘伯承的心头：与共产国际通信的密码掌握在他的手里，这件事张国焘还不知道。刘伯承想：如果张国焘把密码搞去，把他那一套报告国际，不知要给中国党造成多大的麻烦。张国焘另立中央，使刘伯承下了决心。密码是一本英文的《鲁滨逊漂流记》，在参谋刘绍文手里。刘伯承告诉刘绍文，把密码烧了。这事做得很机密，除了他们二人谁也不知道。

刘伯承这一决断，真是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中央。因为当时中央已经控制不了张国焘，张国焘唯一畏惧的就是共产国际。当林育英到陕北后，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对张国焘下达指示，张国焘无法一国际联络，终于接受了林育英的意见，取消了自己的“中央”，再次北上与一、二方面军会师。如果张国焘能直接与国际联络，和驻莫斯科的王明搞在一起，中国革命的前途就难以预料了。从这一点说，刘伯承为党立了大功。

卓木碉会议结束后，张国焘来找刘伯承，做最后的“劝降”。张国焘说：“我们的中央成立了，你要是同意，军委委员有你一个。否则，就不行。”刘伯承说：“我不同意这样搞法。”张国焘怒气冲冲地说：“你不想当总参谋长了？”刘伯承说：“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张国焘说：“那你马上办交代。”刘伯承交代完了工作，张国焘又要刘伯承做出一个南下行动计划来，限两小时完成。刘伯承说时间太紧，张国焘还是只给两小时。刘伯承知道他是存心整人，硬是两小时把计划完成了。然后，刘伯承离开红军总部，到红军大学当校长去了。

10月7日，张国焘以“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绥崇丹懋战役计划》，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开始了南下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