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3章 神秘的国际来客(下)
林育英以“国际代表”身份调解
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在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对张国焘说:“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地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见复。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对国际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当年李德只是一个苏军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东北搜集日军情报的。因组织被破坏,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居然变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

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国际的责任,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的恶果。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国际代表大会精神,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央需要借助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朱德冲破阻挠与中央联系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12月30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张国焘退让
1月23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表示“现外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这是朱德单独给中央发的第二封电报,表明他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反映了红军中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十分高兴。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的立场。林育英的电报是有分量的。第一,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第二,以国际名义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否定张国焘对中央“逃跑”的指责。第三,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让他与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他懂得,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像瞿秋白、李立三都会被剥夺领导权。而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像王明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再这样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转变立场,尽管转得很不痛快。如果张国焘还像去年与中央会合时那样强大,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促成张国焘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下的失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军事上的失利使张国焘的威望和地位发生动摇。原来服从张国焘的指挥员开始在心里打问号:张国焘的南下究竟正确不正确?

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指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
四方面军干部拥护中央决定北上
中央和林育英的来电,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受到四方面军多数干部的拥护。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传达中央转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大家表示要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在这个转折关头,朱德和刘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朱德的威信越来越高,徐向前、陈昌浩都明显倾向于朱德。特别是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陈昌浩也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朱德对四方面军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从团结大局出发,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红四方面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意见指出: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连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这一方针自是上策。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于是,四方面军制订了《康道炉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待机北上会合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