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2日林育英复电张国焘，在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中央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后，对张国焘说：“关于你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当转交代表团及国际。我想这些问题在国际及七次大会上自能圆满解决。因此，我现时有两点意见，望兄注意：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我已将这个意见同样地向这里诸同志提出。第二，国际对中国党的组织问题本有如下意见：因为中国土地之广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经济的不统一与发展之不平衡，特别是中国革命在各地爆发等原因，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成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办法，此项意见望兄深思，见复。

在中共早期的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中共中央对国际指示必须服从，而不能有所反对。这种服从一度达到盲从的地步，只要是国际来的人，不论身份如何，都被奉为“钦差大臣“。当年李德只是一个苏军情报人员，被派遣到东北搜集日军情报的。因组织被破坏，躲避到上海。上海中央负责人听说他是国际来的，又懂军事，就介绍他到中央苏区工作。而苏区中央局的领导人又把他捧为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就这样层层加码，李德居然变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红军最高指挥官。他那套根本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阵地战术，断送了苏区，迫使中央红军进行长征。

这个悲剧与其说是国际的责任，不如说是中央“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盲目崇拜国际，自己把李德抬起来的恶果。现在林育英的使命就是传达国际代表大会精神，国际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变化和具体情况，怎么会让林育英来解决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矛盾呢？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中央需要借助国际的威望，由林育英出面来争取张国焘。张国焘尽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但他不敢得罪共产国际。所以，林育英的到来是一个机会，在调解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使分裂的红军重新团结起来。

林育英的来电很快在四方面军中传开。朱德闻讯十分高兴，12月30日他给中央发了电报。这是自草地分裂以来，朱德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发出的第一封电报。通报敌情后，朱德告诉毛泽东、林育英：“育英同志电悉。我处与一、三军团应取密切联系，实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

在久无音讯后，突然收到朱德来电，毛泽东也很高兴。于1936年1月1日致电朱德，通报了陕北情况后，毛泽东说：“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我处不但与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对国际也已发生联系。兄处发展方针须随时报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对党内过去争论，可待国际及‘七大’解决。但组织上决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

张国焘看了电报，很不满意。第一，中央始终没有答复他提出的“路线问题”；第二，中央也没有承认他的“中央”。1月6日，他又以“党中央”的名义，给林育英发了一封措辞强硬的电报，说“为了党的统一和一致对敌，必须坚决反对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但他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1月16日，林育英再次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

此时，张国焘依然不肯退让，反而在复电中说中共中央是“假冒党中央“，拒绝承认遵义会议决议，不但不取消自己的第二“中央”，反而要中央“自动取消中央名义”。这下把矛盾激化了。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全文如下：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3日，中央再次收到朱德来电，表示“现外革命新的高潮，党急宜求得统一，以争取胜利”。这是朱德单独给中央发的第二封电报，表明他冲破张国焘的阻挠，反映了红军中多数干部的要求。中央十分高兴。同日，林育英也致电张国焘、朱德，表明他的立场。林育英的电报是有分量的。第一，不承认张国焘的“中央”；第二，以国际名义支持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肯定红军长征的胜利，否定张国焘对中央“逃跑”的指责。第三，给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暂时让他与中央保持同等地位。

张国焘看到这封电报，终于顶不住了。他不怕张闻天，但是不敢得罪共产国际。他懂得，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像瞿秋白、李立三都会被剥夺领导权。而有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像王明这样的人都可以一步登天。再这样僵持下去，前景不妙。他不得不转变立场，尽管转得很不痛快。如果张国焘还像去年与中央会合时那样强大，他是不会轻易认输的。促成张国焘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下的失利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军事上的失利使张国焘的威望和地位发生动摇。原来服从张国焘的指挥员开始在心里打问号：张国焘的南下究竟正确不正确？

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一封抬头是“育英、闻天并转各中委同志”，很勉强地承认了中共中央，表示原则上同意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决议。第二封电报是给林育英、张闻天，为自己进行申辩。电报指出：“对目前策略路线既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张国焘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动摇，他“急谋党内统一”，说明他不再抗拒林育英的调解，不敢再以“中央”自居。

中央和林育英的来电，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的转变起了催化作用，受到四方面军多数干部的拥护。1936年1月底，张国焘在任家坝召集会议，传达中央转来的瓦窑堡会议决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人心，大家表示要在新的策略和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在这个转折关头，朱德和刘伯承上上下下做工作，对四方面军干部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红四方面军南下失利后，朱德的威信越来越高，徐向前、陈昌浩都明显倾向于朱德。特别是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陈昌浩也明确表示服从国际的指示。朱德对四方面军干部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教育大家从团结大局出发，回到中央的正确路线上来。

红四方面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征求林育英的意见。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张，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意见指出：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连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这一方针自是上策。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于是，四方面军制订了《康道炉战役计划》，以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丹巴进取康定、甘孜。争取在这一带休整补充，待机北上会合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