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康道炉战役计划》，从1936年2月下旬起，红四方面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这是一次空前艰苦的行军，一路上红军要翻越两座在雪山---夹金山和折多山。算起来朱德、刘伯承等原一方面军的同志已经是第三次经过夹金山，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也是第二次了。

这次是冬季行军，天寒地冻，比前两次困难得多。红军指战员显示了不畏艰难的革命精神，又有了一定的经验，一天就翻过去了。下山时连人带马，一齐往下滑，滚得如同雪球一般。折多山位于丹巴至道孚的路上，海拔5000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时常发生。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30军在前边开路，为后续部队提供了经验。红军头天下午出发，在半山腰过夜。夜间狂风呼啸，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二三十度。第二天天一亮，红军就向山顶进发，终于在中午前翻过山顶。折多山又被红军征服了。

3月15日，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川军的李抱冰部也是草包，一战即溃。30军先头部队占领了川西重镇甘孜。蒋介石封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望风而逃，在瞻化被当地土司俘虏，交给了追击的红4军。这样，到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至瞻化，北至金川的广大地区。甘孜、道孚、炉霍一带是以前红军没有到过的地区，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四方面军本来不打算在这里久住，只想筹足粮食即刻北上。这时消息传来：二、六军团已经转战到滇西地区，准备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朱德建议：四方面军在现地休整，等待二、六军团的到来，大家一致同意。不料4月1日，林育英突然来电强令四方面军南下。电报说：甲、将二、六军团引入西康的计划，坚决不能同意。乙、二、六军团在云贵之间创立根据地，是完全正确的。丙、四方面军既已失去北出陕甘机会，应争取先机南出。勿使川敌在打箭炉以南，造成困难局面，失去南下机会，务乞考虑。

林育英的电报使四方面军领导人感到难以理解。南下明明已经失败了，中央却命令四方面军再次南下，这岂不是要断送四方面军吗？这可能是中央判断张国焘要带领二、四方面军逃亡西昌，其实谁也没有这个想法。权衡之下，朱德下了决心，不改变行动计划，四方面军还是原地休整，筹备物质，等二方面军来会合，共同北上。这样，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地区住了三个多月，在长征中是一段较长的平列时期。

在鄂豫皖和通南巴时期，张国焘大搞肃反，杀掉了一大批干部。红四方面军中的知识分子和黄埔军校出身的干部，几乎被他杀光了。他借口提拔工农干部，搞任人唯亲。这样搞的结果，四方面军干部多数文化水平很低，像李先念这样党性强、又能打仗的工农干部简直是凤毛麟角。多数都是打仗勇敢，但作风粗鲁，政治素养差。此时发生的余天安事件，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余天安，湖北黄安人。1933年由团长直升为军长。他参加过多次战斗，打仗不怕死，但也不讲究战术，就是硬拼。四方面军的同志说，这个人本质是不错，但没什么头脑。南下指挥31军打了败仗，1935年11月被张国焘撤职，送到红军大学学习，任高级指挥科科长。红军大学的总教官刘伯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军事知识和实践经验都非常丰富的人，同时又以作风严谨、治军有方，在红军中享有盛誉。鉴于南下失利的教训，张国焘希望刘伯承把军事正规化的知识传授给四方面军的干部们。谁知余天云偏不信这一套，进了红军大学不久，便公开顶撞刘伯承。张国焘听到的反映是“刘伯承的正规战术思想，终于与游击观念发生冲突，红军学校的学生余天云，是游击观念最强的一个。”这种争执发展成为违反学校纪律的事件，余天云被判处短期禁闭。

刘伯承从余天云的傲慢、愚昧行为，看到了流氓无产者习气在四方面军干部中的流毒之深，也感到了对他们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党性教育的必要性。所以，刘伯承要拿余天云开刀。他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1935年12月16日的四方面军政治刊物《红炉》第1期上。文章标题是：《余天云的思想行动表现在哪里，我们怎样去继续开展反他的斗争？》刘伯承指出：余天云的错误思想行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反对党的领导和教育。他说：“只要打得仗就够了，还说什么政治工作政治生活？”第二，是随意杀人打人骂人的现象。第三是贪污盗夺行为。第四，是破坏组织的行动和缺乏组织的观念。第五，是虚诈保守、忌妒狭隘自私的现象。

刘伯承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强烈反响。绝大多数人拥护刘伯承，声讨余天云。张国焘也亲自到红军大学讲话，他告诉同志们不应自满于游击战术，应严肃地学习正规战术，并号召大家，包括他自己，都向刘伯承学习。斗争的结果，红军大学的学习空气浓厚起来。正气压倒了邪气。但是余天云一直情绪消沉。1936年4月，红军学校向党坝丹巴转移。在途经大金川时，余天云突然从高崖上一跃而下，跳河自杀了。

余天云之死震动全军。张国焘第一次承认“四方面军的干部，军阀习气相当严重”。余天云之死也给大家敲响了警钟。如果放弃政治思想工作，部队就要出大乱子，什么样的事故都可能发生。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对全军政治工作进行了检查，将一度松懈的工作重新开展起来。

在占领了道孚、炉霍后，张国焘于1936年4月1日下达指示，其中的《战斗准备时期的政治保证计划》要求部队“组织各级的军政学习小组，目前研究材料以少数民族工作、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骑兵战术、南下战役的经验，以及西北和西康政治经济情况等问题为主。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同时下达的《政治保证计划》将张国焘的指示具体落实。四方面军原来很薄弱的政治思想工作，从此有了很大的进步，这对于加强部队的革命性和思想上的统一，无疑是有好处的。这也是余天云事件由坏事变好事的转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