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失利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对张国焘的路线是否正确，开始怀疑。虽然不敢明说，却在底下议论纷纷。张国焘心里也明白，南下失败，他的地位和威望都发生了动摇。但是他不肯轻易认错，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在道孚，他几次召集干部会议，做长篇报告，继续攻击党中央，为自己的错误辩解。

在1936年3月15日的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时，谈到南下问题说：“在一、四方面军未会合前，一方面军退出苏区是打退却战。但是当时党的领导同志非常怕羞，把这一铁的事实掩盖起来，不敢说自己受了打击，自己在退却，反而说自己胜利了。这不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吹牛皮的大家。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当承认事实，应该指出当前我们都是在退却。譬如，那时二、六军团还仅仅在湘西立住脚，红四方面军渡嘉陵江向西发展，在相当意义上说也是一种退却，但这种退却是有秩序的。及后一、四方面军会合便取得了一个机会，可以终止退却，反攻敌人，使自己站稳脚跟，整理与扩大自己的队伍，进行运动战去消灭敌人。可是当时的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的局面估计不足，根本不去研究当时的政治情况，不承认自己的退却，大家讳疾忌医，所揭发自己的错误，主张继续行军，继续退却，不管他的退却是在什么‘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结果便发展到不顾一切地分裂红军向北逃跑，造成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最大的罪恶行为。”

张国焘说：“毛、周、张、博说南下是死路，南下有地形上的障碍，有优势兵力的敌人，同时还说南下是退却路线，这当然是胡说瞎道。南下的事实也同样证明了他们‘预言’的绝对破产。南下打坍与消灭了敌人八十个团以上，主力红军不仅得到了休息与整理，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张国焘可能自己都觉得是在瞎吹牛，难以服人，于是话题一转说：“或许有的同志可以这样地提出问题：南下到底没有站好久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还不清楚么？中央苏区稳定了四五年，结果主力红军还是退出了苏区。鄂豫皖、湘鄂西、川陕等苏区发生同样的现象。至于南下胜利后转移地区，也不是一件可奇怪的事情。不过在当时各方面红军是否可能不离开苏区，我想客观上是有这种可能的。”

“在相当意义上说，南下是胜利，达到了我们预定的目的。除了主力红军取得巩固和扩大等等外，南下还给全国红军以极大的配合。假如当时一、四方面军全部都到陕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多个团可以跟着我们到陕北去，使我们发生更大的困难。正是因为当时主力红军的南下，牵制与吸引了敌人，使1、3军能够顺利地到达陕北。同样也使2、6军能顺利地发展运动战。在这方面来说，南下也是有极大意义的。”“我们这次离开天、芦、雅，主要原因是敌人有着比较优势的兵力，我们不愿意去和敌人拼消耗，而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去寻求新的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退却的行动，可是这一退却是有秩序的，出于我们自己的主动。”

张国焘说到这里，语气开始严厉起来：“同志们！我们还必须了解，我们与毛、周、张、博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与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我们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是没有丝毫相同之处。”最后，张国焘警告大家：“我们是有政权与军队的党，党内的民主是受到一些限制的。每个同志现在要好好的约束自己，不要信口开河随便乱谈。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受铁锤的打击。故意引起猜疑，类似小组织的活动等等，只是一种帮助敌人损害自己的行为，每个同志应该慎重地来约束自己。”

但是，蓄积已久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张国焘一席话就能解决的。来来回回地爬雪山，南下血战的失败，重新退却到人烟稀少的藏族区域，头脑再简单的人也要打个问号。南下失败，是张国焘政治生涯的转折，连在草地时忠实于他的干部都在怀疑，张国焘与中央的对抗究竟对不对？

这种怀疑终究要表现出来。积极者如陈昌浩，越来越明确地支持朱德的主张。消极者就是如张国焘所说的情绪低落，工作起来没有兴趣。但是大家尽管有疑问，还没有公开反对张国焘。因为大家毕竟对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不了解详细情况。至于林育英的来往电报，只有少数高级干部知道。

四方面军再次回到川西藏族区域，民族关系问题引起大家的重视。这次红军来到道孚、炉霍、甘孜，是一个以前未曾涉足的新地区，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必须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注意搞好民族关系。

红四方面军在向道孚、炉霍、甘孜进军过程中，也是一路打过去的。四川军阀李抱冰的部队，不是红军的对手，见红军前来，很快将部队收缩到康定，不敢露面。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红军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附近藏族武装前来增援，格聪派寺内喇嘛组成“敢死队”，企图里应外合，打败红军。88师勇猛战斗，将喇嘛和藏族武装击溃。这时，李先念率89师前来增援，决定智取，撤围隐蔽。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放松了警戒。李先念出其不意，率红军夜袭寿灵寺，除格聪带少数喇嘛逃走，大多数做了俘虏。

张国焘、徐向前听说30军拔掉了寿灵寺这个钉子，立即打电报指示在前方的陈昌浩：“寿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30军除了获取寺内大量粮食、羊毛以供军用，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了喇嘛和炉霍藏民的拥护。

1936年4月初，红30军88师占领甘孜，进军到与德格交界的绒坝岔。德格土司怕红军入境，派头人夏克刀登带领2000藏族骑兵前来阻挡红军。88师郑维山政委命令265团坚守不战，争取和平解决。藏骑几次冲锋，都被红军的火力打回来。晚上，265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头人的帐篷里，把头人活捉过来。李先念接见夏克刀登，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夏克刀登感激红军，给德格土司写信请求停战。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不进德格，德格土司不与红军为敌。

红军在西进途中，很好地注意了民族政策，得到了灵雀寺、寿灵寺、甘孜寺三大喇嘛寺的支持和拥护，对稳定这个地区的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坚持与红军敌对的诺那活佛走投无路，逃到瞻化。瞻化土司头人不愿为他卖命打红军，反戈一击，生俘诺那交给红军。陈昌浩在甘孜接见诺那，告诉他红军不是杀人放火的土匪，保护藏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诺那的思想起了变化，愿与红军友好相处。

红四方面军进入道孚、炉霍、甘孜后，鉴于以前的教训，特别强调民族政策。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下达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中作了更明确具体的规定。总政治部还将执行民族政策和纪律的要求，编成歌曲。经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执行民族政策的自觉性有了很大提高。民族矛盾和冲突比第一次进入藏区时大有改观。这是四方面军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结果，为四方面军在这里休养和筹备北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四方面军在道孚、炉霍、甘孜的日子，过得相当平静。这四个多月是四方面军长征中少有的一段安宁的生活，一旦摆脱了战争，人们心中最纯洁的感情—男女之爱，悄悄在军营中复苏了。当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中央红军会师时，一位美国医生马海德目睹了当时的盛况。他惊讶地发现：红军中居然有一些怀孕的女战士。在美国人眼里，这非常浪漫，又有些不可思议。长征中那样艰苦，活下来都很不简单，怎么会有时间谈爱情呢？这是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一段富有人情味的故事。

在长征红军各部队中，四方面军的女兵是最多的。1933年在通南巴时期，就成立了妇女团。妇女团的主要任务，是做战地运输和勤务工作。如挖工事，当警卫，运送伤员、弹药和粮食。当时红军男战士都要上前线打仗，妇女团上千战士解决了后方人力不足的问题。本来，四方面军中是严禁结婚的。在北上南下的战斗生活中也的确无法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当他们在道孚、炉霍、甘孜过上了一段安定生活后，年轻人的心就开始活动起来了。

恋爱和婚姻是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开的头。陈昌浩政委与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曾是留苏的同学。当时张琴秋与沈泽民（著名作家茅盾的弟弟）结为夫妻，一同回国到鄂豫皖苏区担任领导工作。红军撤出鄂豫皖时，沈泽民因病被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不久病逝。陈昌浩一直爱慕张琴秋，又同在总部工作，两人便产生了爱情。没举行什么仪式，平平静静地成了一家人。陈伯钧从红军大学调到4军任参谋长。他去时许世友军长调去组建骑兵师，由王宏坤继任军长。从1936年4月到6月，他们一直住在瞻化。从陈伯钧的日记时看到，这段时间他喝了不少喜酒。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时候，四方面军的队伍中引人注目地增添了一些小孩和孕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