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自1936年3月到达道孚、甘孜、炉霍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一方面因为南下苦战，部队需要休整。更主要的原因是等待长征中的红二、六军团前来会合，共同北上。红二、六军团是由在湘鄂苏区坚持斗争的两支红军部队—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二军团和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组成的。虽然他们是最后北上的一支红军大部队，实际上在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红六军团就已经踏上了征途。

1934年7月，在湘赣边区永新、宁冈一带活动的红六军团突然接到中革军委的训令，要他们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在那里创造新的根据地。当时正值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红军被迫步步收缩，处境越来越困难。在军委命令中，对红六军团的行进路线和地域都作了具体规定。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于1934年8月7日率领全军9000多人踏上西征之路。开始大家对军委意图并不了解，萧克后来才明白：“中央红军也要向西撤，中央电令我们转移，是要钱们起先遣队的作用。”

红六军团西行，引起湖南、广西军阀的紧张。他们调兵遣将，前堵后追。本来六军团准备在零陵一带抢渡湘江，但敌军已在湘江西岸重兵布防，只得放弃渡江计划，转移到湖南、广西交界的阳明山地区，想在那里站住脚。到那里一看，人烟稀少，地瘠民贫，实在不好生存，于是红六军团继续西进，跳出军阀包围圈，由广西进入贵州。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六军团陷入湘、桂、黔三省军阀二十四个团的包围之中。

战斗开始时，红军处境极为不利。六军团被截成三段，前锋部队在参谋长李达率领下冲出包围，去湘西寻找贺龙部队会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主力和直属队则“转战于石阡、镇远、余庆、施秉一带，遇到了严重困难。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质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当我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我后卫52团又遭敌截击包围，全团浴血奋战了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受到了惨重损失。师长龙云同志被捕，被军阀何键杀害。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战，终于突破了敌人重围。经过这场死里逃生的战斗，到与贺龙会师时，萧克清点人数，只剩下3000多人，比从湘赣边区出发时少了一半多。

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黔东的印江县木黄镇与贺龙、关向应、夏曦领导的红3军（红二军团前身）会师了。当时红3军还有3200人，他们的情况不比六军团好多少。1932年，贺龙、段德昌在江湖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红军一度发展到2万多人。自从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中央分局代表夏曦来到洪湖，开始大搞肃反。他给一大批红军干部，尤其是团以上干部扣上“改组派”、“第三党”、“国民党”的帽子，严刑拷打，大开杀戒，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国民党出重金买他的头而不可得，却被夏曦在肃反中杀掉了。洪湖苏区的干部战士被夏曦杀了3000多人，师团级的干部大部分被杀。村苏维埃的干部也被杀掉十之八九，包括贺龙的两个兄弟。

会师第二天，任弼时、萧克致电中央，汇报与贺龙会师的消息。他们建议：“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的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不料10月26日军委来电，反对他们合并，要求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依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受中央及军委的直接指挥。此时，中央红军刚刚离开苏区，开始长征。军委的命令是要六军团继续充当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吸引和牵制敌军，以减轻中央的压力。二、六军团领导人共同研究了电报，认为军委的命令是不适宜的，于是联名复电，仍建议二、六军团暂集中行动。事实证明，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也就没有再坚持。

根据军委指示，会师后的红军统一由红二军团指挥部领导。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六军团缩编为三个团，组织机构初步建立了。两军团会合后，表现出高度团结一致的精神。任弼时主持会议，严厉批判了夏曦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受害和受打击的同志恢复名誉，驱散了蒙在干部战士心头的乌云。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湘黔边区发展扩大苏区，很快控制了桑植、大庸、兹利、常德等县城。二、六军团会合后的一年中，形势一度发展得很顺利。但是中央红军北上后，蒋介石腾出手来，调遣四个纵队围剿湘黔苏区。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贺龙、任弼时等决定退离湘黔苏区，到贵州中部去开辟新根据地。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开始转移，踏上了长征的路途。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不久，贺龙、萧克喜结良缘。他俩娶的是一对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氏姐妹读过中学，是军中少有的才女。1935年11月，蹇先任生了一个女儿。贺龙正好在前方打了个大胜仗，听到王震传达的喜报，非常高兴，就给女儿起名“捷生”。

不久，根据地遭到敌军围剿，红军准备转到外线作战。于是贺龙带孩子出征，一路上，这个不满周岁的婴儿给大家增添了很多欢乐。到陕北时，孩子才满周岁，她是长征中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一个奇迹，也是长征中一个感人的故事。这个生下来就历经磨难的女孩，后来继承父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后，谁也没想到会走向陕北。自1935年2月接到中央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电报后，二军团便与中央失去联系。到9月下旬，他们突然收到周恩来一封明码电报，询问二、六军团下落。贺龙等接到电报，既高兴又警惕。为了证实电报的真实性，他们回了一封电报作为试探。第二天他们就收到红军总部的密码回电。

总部来电在二、六军团中引起了一片欢呼。大家在为与中央接通联系而高兴时，却没想到这封电报并非中共中央所发，而是张国焘发的。当时张国焘已与中央分裂，他掌握着红军的密码，所以收到了二、六军团二方面军的电报，他以总部名义和二、六军团联系，直到甘孜会师前，中央对二、六军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张国焘没有透露党内斗争情况，二、六军团自然也不知道。朱德回忆这段历史时说：“二、四方面军会合前，是没有中央指示的。我们发报都是经过张国焘。当时有关打仗他不得不听我的，但有关政治方面都得听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