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贺龙、任弼时他们在长征途中，就从国民党的广播中听说了中央与张国焘分裂的消息。他们认为是国民党造谣，没有相信。朱德、张国焘多次电报也没提到这件事。现在会合了，当然要询问一下。到了甘孜，双方都开始作二、六军团的工作。朱德先找王震谈了一个晚上。他向王震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告诉王震：“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这段所谓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后，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刘伯承告诉王震，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听了老首长的话，王震明白多了。他向朱德和刘伯承表示：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来的，不能反对中央。

朱德在二、六军团与主要领导人一一谈了话，使大家认清了张国焘搞的宗派山头那一套，立场站到了中共中央一边。贺龙表示：张国焘那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王震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央委员。张认为我们是毛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同关向应的意见是一致的。任很守纪律，他知道张国焘的底细，知道这次是搞宗派活动。

张国焘也来做工作。他挨个会见了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对他印象不好，南昌起义前，贺龙在武汉要求入党，张国焘说他是“军阀“，一口拒绝。周恩来、朱德、贺龙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对此贺龙是不会忘记的。甘孜会师那天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讲话前，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悄悄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把张国焘吓了一跳。任弼时是张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对张国焘的底细很清楚，张国焘心里还是有点怕他。张国焘着重拉萧克和王震，他送给王震几匹好马，夸奖王震勇敢，能打仗。

全面地了解情况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借口调任弼时到总部工作，要给二、六军团另派政委，被大家拒绝。张又想把六军团纳入他的部队，也被拒绝。张国焘建议召开王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任弼时严肃指出：两军联席会议，由谁来做报告？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结论由谁来做？绝不能以多数压倒少数，造成上层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如果双方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断然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

与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虽有斗争，但双方领导人并未因此而争论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这里固然有任弼时等同志的功劳，也必须指出，促成张国焘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调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加上二、六军团到来后再添一把火，张国焘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在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了做出了让步和妥协。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

这封谦恭的电报，既向张国焘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此时，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团结的呼声甚高。在朱德耐心劝说下，陈昌浩等高级干部都赞成朱德的主张。以张国焘的脾气，要他向中央低头认错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僵下去也没好处。现在中央主张搁置争议，团结对敌，张国焘也没有理由不接受。

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取消他的“中央”。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还是坚持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并非诚心诚意回到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且还开始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线”，但他还是宣布了取消自立的“党中央”，这样党内分裂的最大障碍就消除了。这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取得的胜利，也是为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迈出的重要一步。

为了使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与中央和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任弼时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多次长谈，了解情况。徐向前坦率地对任弼时同志谈了自己对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几点看法，归纳起来是：1、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分成两半；2、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3、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4、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徐向前的表态十分诚恳，也合情合理，任弼时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团结方面做出努力。张国焘对任弼时的行动很不舒服，他回忆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为了求得党内团结一致，任弼时于1936年7月10日向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建议。电报表示，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必要的，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他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中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1936年7月3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和4军、30军为左纵队，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为中纵队，由炉霍经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董振堂率5军及31军一部为右纵队，7月10日出绥靖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一次，徐向前、陈昌浩和4军、30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

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7月11日，二方面军由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十七天到达阿坝。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这一时期是我们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长征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尽管二方面军想尽办法筹粮，但是由于前面部队已经把粮食搜集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粮食。二方面军很快陷入了无粮的困境。

二方面军到达阿坝后，本打算在这里筹集过草地的粮食。但先头部队几乎已经把粮食搜寻一尽，当地藏民也跑光了。正在绝望中，他们忽然发现噶曲河边有四方面军的同志看守着一批牛羊，在等待他们。原来这是四方面军设立的兵站，由红30军一个营看守，负责人是总部四局的杨以山同志。他向贺龙总指挥报告：这些牛羊是朱德总司令下令留给二方面军的，几天前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被抢走了一些牛羊，现在所剩不多了。贺龙下令给部队每个人分五六斤肉，作为草地行军的食物，自己却不肯要。原来他是靠钓鱼维持生活。从阿坝到包座的草地行军中，二方面军多数绝粮。贺龙发现河塘里有鱼，便拿出鱼钩到河边钓鱼。藏民不吃鱼，所以鱼还不少。于是，贺龙通知全军宿营时，尽量去找鱼钓，居然成了他们在草地中谋生的主要手段。

1936年8月10日，红六军团到达包座和巴西，终于走出了草地，与四方面军的30军、5军会合。至此，红军全部通过了川西北藏民区和无人地带，进入甘南汉族农业区。红军又看到了村庄，吃上了饱饭，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令人终生难忘。唯一值得大家欣慰的是：这些是真正的北上，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大家都怀着一个愿望：和中央红军会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