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指示徐、陈西进
1936年10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9军、30军从靖远渡过黄河后,留下后卫的5军看守渡口和船只,便向一条山方向杀去。挡在前面的是青海军阀马步青的部队,红军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打得英勇顽强。到11月3日,红军巩固了黄河西岸的前哨阵地。但是,河东的红一方面军迟迟不过来,国民党军控制了黄河东岸渡口。徐向前非常着急,部队渡河时只带了三四天的粮食,这里粮缺水咸,不能久留。马家军是骑兵,黄河西岸地势开阔,有利于敌,不利于我。红军背靠黄河,待在这里必定处于被动地位。11月2日致电朱、张并毛、周请示行动方针。
毛、周当天就答复徐、陈:“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领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渭)兰(州),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再次电令徐、陈:“所部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徐、陈接到中央的指示,感到难以执行。面对青海二马的压力,集中兵力都嫌不够,分兵只能被各个消灭,还谈什么扩大占领区?陈昌浩认为4军、31军迟迟不过河是中央有意分散四方面军,4日一早就给朱、张发电报说:“军队指挥贵在统一集中,或军委或总部或前敌机关统一行之;各方面军须严格服从指挥,打破本位主义。”
张国焘对河西部队的情况十分关注,9军、30军是四方面军战斗力最强的部队,当然不能有闪失。目前4军、31军已在国民党军进攻下北撤,无法会合徐、陈。张国焘同意徐、陈的意见,让他们去独立作战。5日,张国焘以朱、张名义复电徐、陈,向他们通报了河东红军的作战情况,指示徐、陈:“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对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
《作战新计划》的制订
张国焘的电报使徐、陈很受鼓舞,张国焘授予他们全权决定自己的行动计划。但是张国焘电报中也有明显的倾向:如果中央的指示是不合实际的,也不必盲从。这显然是与毛泽东唱对台戏。接到电报,徐、陈召集各军指挥员议事,连夜制订了《平(番)大(靖)古(浪)凉(州)战役计划》,6日报军委。在这份详细的作战计划中,提出的纲领是:“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提出的口号是:“占领甘北广大地区,创造巩固的抗日新局面!”“靠近苏联和外蒙古、新疆,争取西北国防政府之实现!”张国焘看了徐、陈的计划,十分高兴。当天就以朱、张名义给徐、陈复电,并作了进一步的指示。
张国焘的指示明确反映了他的“打通远方”和“另搞一片根据地”的指导思想。这个计划也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8日毛泽东、周恩来电示:“徐、陈向凉州进,作战时集中兵力打敌一旅,各个击破之。”就在这十天之内,河东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了黄河东岸,切断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联系,宁夏计划无法实现。面对严峻的形势,11月8日中央秘密制订了《作战新计划》,准备向陕南、山西和鄂豫皖发展。关于各部队和中央的行动计划是:以一部分兵力佯示红军欲北渡黄河,吸引胡宗南等北进宁夏,然后红军主力南下,第一步占领镇原、合水、宁县一带;第二步占领同官、中部、洛川地区;第三步占领韩城。宜川、延长地区;解决扩大红军和给养问题。
这个由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林育英制订的计划只通知了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五个人。除上述十人外,红军各级指挥员都不知道该计划,张国焘没有通报徐、陈。在西路军征战河西走廊期间,中央昨按照这个计划行动的。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局势发生转折,这个战略转移的计划才被中止。时隔多年后,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显然,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战略变动。不仅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而且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据此,河东主力红军开始进行脱离陕甘宁根据地的准备。对于如此重大的变动,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
西路军组成
陈昌浩见中央和总部批准了他们的作战计划,兴高采烈。7日,河西部队领导人联名致电中央,请求组织党的西北前委和军委西北分会,并提出了组织人选的名单。8日张闻天。毛泽东复电同意。朱、张接到张闻天、毛泽东的通报,同意成立西路军领导机构。11月10日,中央及军委向徐、陈下达了组织西路军的命令:依照你们提议的名单组织西路军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主席……。这样,西路军的领导机构正式成立了。组织和建制如下: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副主席徐向前。委员: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郑义斋、陈海松。西路军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5军:军长董振堂,政委黄超,辖13、14师,共4个团,3000余人;9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海松,辖25、27师,共6个团,6500人;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辖88、89师,共6个团,7000人。还有骑兵师、妇女独立团、回民支队以及机关人员,全军共21800人。其中非战斗人员约占40%。
西路军领导机构成立后,即在各级干部和战士中层层开会动员。在“打通国际路线”、“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口号鼓舞下,战士们的情绪十分高涨。但是在高级领导层中,这支部队究竟要向何处去,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心里是没底的。不仅陈昌浩的心里没底,当时中央心里也没底。在11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说:“红军的行动方向,原来是向宁夏,被蒋介石破坏了,现在要改变。红军行动方向主要是向东,预计明春过黄河。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现在我们的行动,都是脚踏两只船。最好是,向西的还是向西,向东的还是向东。如果向西不能达到目的,当然可以转向东。”
此时,国民党军毛炳文部已经开始西渡黄河去兰州方向,西路军的后路已经切断。11月17日张国焘致电中央,表示他的担忧。毛、周也觉得心里不安,于11日20时电询徐、陈: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