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在中学里，张国焘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他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1916年秋天来到北京。

进入北大后，张国焘很快就成了一个活跃分子。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师长。受他们的影响，张国焘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他先与许德珩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又与罗章龙、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从另一条道路走到北大来的。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农田中度过的，直到18岁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从新知识中汲取营养，由湘潭到长沙，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恩师杨昌济的指点下，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机会。1918年8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二十多个湖南同学来到北京，办理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朋友们在北京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北京的开销使毛泽东手头日渐拮据。肚皮填不饱，求学亦不可能，好在杨昌济先生此时在北大任教，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等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时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而毛泽东去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受到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两年多，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这两大苏区都曾发展到十万红军。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通南巴，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他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于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从这时起，张国焘的热情，就已经大大降了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