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事出仓促，中外震动。中共中央领导人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政治局委员又散在各处。王明、陈云在莫斯科，刘少奇在平津白区，彭德怀、王稼祥、任弼时在前线。在保安的只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保安张闻天住处召开会议，研究西安事变后中共的策略和红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凯丰出席会议。当时，中央领导人在发言中，“提出要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中国，控制南京；还提出过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这些问题的议论从记录档案上看占了会议的主要时间。

毛泽东首先发言说：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同时，也要估计到蒋介石的部下，如刘峙等可能进攻潼关，威胁西安，胡宗南也是可能向南移动。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即部署。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以西北为抗日前线，来影响和领导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主张：中共中央暂不发表宣言，但在实际行动上应积极去做。张国焘在发言中建议在西安建立政权，以西安为抗日中心，取代南京政府。周恩来、张闻天比较谨慎。周恩来提出在军事上应准备迎击南京方面对西安的夹攻，但在政治上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张闻天与周恩来的意见基本一致。，主张联合国民党正统派，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抗日统一战线。

14日，毛泽东等将西安事变的消息分别通知了在前方的彭德怀、任弼时和远在永昌的徐向前、陈昌浩，并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起草了给刘少奇的指示。这些指示精神与16日发表在《红色中华报》上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通电是一致的，都是要建立以西安为中心的抗日政府，召开人民代表会议公审蒋介石。

西安事变的发生，使国民党中央军内部一片混乱。13日，胡宗南的部队乘夜晚撤退了。张学良将主力集中到西安，将洛川、庆阳都放弃了。大兵压境的局面，一夜间烟消云散。红军各部队都积极行动起来，大步向前迈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庆阳、西峰一带。在河西走廊，围攻永昌的马家军也撤退了。与其相反，以何应钦为首的南京政府作出强烈反应，要与张学良、杨虎城兵戎相见。驻守潼关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伟哉和驻洛阳的东北军炮8旅旅长黄永安叛变，致使潼关门户大开。国民党中央军大举西进，关中西安一带已无险可守。各地军阀也反应不一。山西阎锡山只表示不侵犯张杨，背弃了他出兵支援的许诺。山东韩复榘、华北宋哲元都按兵不动。只有广西李宗仁和四川刘湘表示响应，却是远水不解近渴。张学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共中央和苏联的支持上。14日，张学良致电毛、周，要求周恩来即来西安。

中共中央的反应是积极的。收到电报后，周恩来立即带上18名工作人员，骑马赶往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几经周折，才登上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于17日到达西安。但是，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是不好擅自决定大政方针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在13日会议结束后，即向“远方“发出万万火急电报，汇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及中共准备采取的措施，请国际批准。然而，共产国际方面却迟迟不予答复。

其实，在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苏联政府的态度就十分明确。14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题为《中国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以抗日运动从事投机，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苏联官方舆论认为，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与日本人共同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要破坏抗日的统一战线。16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致电其驻南京的代表，要他向南京政府说明：苏联与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苏联政府不能对中国红军的行动负任何责任。

处在封闭状态下的西安与陕北，没有及时收到这些消息。15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红军将领名义发出通电，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审判。坚持原来的反蒋抗日的立场。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但是由于密码差错，完全译不出。中共中央领导人焦急万分，于18日电告国际，要求重发。

17日晚上，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几天来张学良、杨虎需被国内外舆论和南京方面的军事压力搞得骑虎难下，周恩来的到来使他们非常高兴。周恩来详细了解了情况，与张学良商量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目前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同意张的意见，希望西安事变能争取到一个好的前途。杀掉蒋介石，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周恩来与张学良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后，12月17日周即向毛泽东发报，通报西安形势和与张杨会谈情况，明确提出了不杀蒋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指示迟迟不来，毛泽东也有所察觉。张学良一再催问，中共中央也无法表态。张学良从新疆盛世才那里了解了苏联的态度。周恩来在西安听说了苏联《真理报》社论的内容，在19日向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接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于19日召开了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次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胜利或失败。我们应争取和帮助西安方面，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夺取胜利。我们对张杨是同情的，应当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最后，政治局明确倾向于和平解决。

会后，中共中央向红军各部队和白区地下党发出了《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中央指示预测了西安事变的两个结果：一是造成了日本侵略的胜利条件；二是结束内战，一致抗日。为了力争实现第二个结果，中央定下三点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发起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之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的解决。二、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三、同情西安的政纲，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12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及其指示，表明中共中央对于西安事变的立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开始的坚决支持张杨，审蒋，成立西安中心政权转为争取和平解决，以求得南京的团结抗日。

19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便分别致电周恩来和潘汉年，给周的电报中表示：“欢迎宋子文来西安。”“张杨必要坚持，便有前途，一点不须气馁。”给潘的电报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20日，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如宋子文态度同情陕变，兄可设法见他。一面提出我党调和陕变、中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主张，站在完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痛陈时局危急，内战就是死路之意旨。征求他即召集和平会议，解决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