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国焘经过几个月闭门思过，在1937年6月又写了一份检查：《关于我的错误》，承认“中央政治局关于我的错误的决议，我不但完全同意，而且对于我自己是最大的教育”等等。其实，张国焘心里是不服气的，只是委曲求全。他的一些部下来发泄不满，张国焘安慰他们说：“在毛儿盖的时候，我有充分理由批评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路线。可是现在形势不同，毛泽东等首先接通了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上，又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盟，经过西安事变，可望与国民党和解。这些成就，改变了反对毛泽东的意向。何况西路军又遭受如此惨痛的失败，。因此我希望一般同志，专心学习，检讨过去工作的错误，再不可有反中央的表示。”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彭德怀、任弼时等奉中央指示，到二、四方面军部队中传达会议精神，开展反张国焘路线斗争。但是，在四方面军中批判张国焘路线，遇到很大的阻力。张国焘与中央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情况连军师级干部都不清楚，别说基层官兵了。特别是上级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许多人想不通。同样是红军，怎么跟着张国焘就成了“土匪”了？三个月的批判斗争表现出扩大化的倾向，引起了四方面军干部的思想动荡。当时4军逃亡现象比较严重，共跑了131人，其中不少是干部。31军的情况也差不多，4月份部队逃亡现象非常严重，共计86名。主要原因由于政治教育与管理领导方式的缺乏所造成。

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逐步扩大，在二方面军中也搞起“反军阀主义”的斗争。当时二方面军部队驻云阳，“上级突然指示，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始一场反军阀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反军阀主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贺龙的。由于贺龙在红二方面军中享有崇高威望，这场不得人心的斗争草草结束，不了了之”。贺龙后来提及此事，仍余怒未息。他说：“云阳镇反军阀主义，附带反游击主义。反军阀主义是反我的。我和关向应讲：反是反不走的，下命令我才走。”

斗争扩大化终于导致悲剧的发生。1937年4月3日，延安红军大学发生了一起“暴动”事件。原红四方面军的一批高级干部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十几人因“拖枪逃跑”和“谋害毛主席”的罪名被逮捕。这件事的起因，许世友上将在新中国成立后曾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他说：“到延安以后，就有人说张国焘如何长如何智，我也不作声，只要你不说到我头上我就不管。以后西路军失败，我非常痛心，半个月没好好休息。加上反张国焘路线，听了不少胡言乱语，有的说我是托洛茨基，有的说我是土匪。下面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同志，我非常生气，病得吐了血，到医院休养。那时认为党中央在争权夺利，要把我们搞掉。我的态度是非常不满，苦闷到了极点。

“我在病休中，斗争会一天比一天开得厉害。这时四方面军的营团级军级干部都来看我，没有一个不哭的，尤其是军师级干部的哭，对我影响很大。过去都是老同事，现在都感觉没有出路。我想了几天，想出办法来了。他们来看我时，我对他们说：我们回四川去。那里有刘子才，他们有一千多人，又是我的老部下。在这里某某说我们是反革命，要枪决；我们回四川去，叫他们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革命的，愿去的就走，不愿去的也不要告诉中央。到第二天，有二十多个团级干部、两个营级干部、六个师级干部、五个军级干部都愿意走。当时我们决定不带张国焘、何畏、周纯全，因为他们都要骑马。我们决定步行七天七夜，通过陕北到汉中、巴山，会合刘子才的部队再说。一切计划是我作的，路线也是我划的。”

但是，许世友等人的出走计划走漏了风声，被红大的人渲染成“暴动”和“谋害毛主席”，报告给校长林彪。经上级批准，许世友等人被红大校方和政治保卫局来人拘禁。经过审查，“谋害毛主席”的罪名不能成立，定性为“拖枪逃跑”。1937年6月6日，延安最高法院举行公审大会，宣读对许世友等人判决。从轻判处许世友、洪学智、王建安等六人一年半至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在6月9日的《新中华报》上发了消息。

在审查过程中，负责这个工作的董必武同志发现许世友等人是冤枉的，向中央做了反映。结果证明何畏、许世友、王建安等反对者并没有组织性的行动，他们的背后也没有人指使和操纵，只是对于抗日军政大学的斗争方式表示不满，因此愤而反抗。董乃将多数同志释放，少数人判短期监禁，被判禁闭的人，都是提前释放。所有被释放者，仍回到军政大学继续学习。

毛泽东听了董老的汇报，也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太过分。中央批判张国焘，但对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应当好好团结的。毛泽东当时没有公开表态，采取冷处理的办法息事宁人。这时徐向前回到延安，毛泽东听了徐关于西路军情况的汇报后，要他去看看许世友等人，做些工作。当时徐向前的处境也很不好，只能说几句安慰的话。后来许世友、王建安等去了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立下战功。

1937年8月，陈昌浩回到延安。他见到张国焘，满面羞愧，自承应负西路军失败的全部责任，听候党的处罚。在中央书记处责令下，他写了长达7万言的报告。中央以《陈昌浩同志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为题，于10月5日发给中央有关负责人审查。陈昌浩的报告在叙述了西路军自渡河以后的征战过程和一系列决策经过后，主要强调了客观原因，如二马为保持其领地而和红军死战、民族矛盾致使统一战线工作无法进行、二马在骑兵与数量上占有优势、我军在武器、地形、气候与战术上的诸多不利因素等。在主观原因上，他承认自己在政治上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影响，自己是“国焘路线之第一个负责执行者”。在战略战术上连续失误，加上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导致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最后认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犯了很大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绝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中央不能接受陈昌浩的报告。因为毛泽东已经给西路军下了结论。在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写道：“被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在中央的严厉批评下，陈昌浩又写了第二个报告。这次他来个全盘自我否定，上纲上线地把自己与张国焘路线联系起来。陈昌浩以虔诚的认罪态度，将所有的帽子都扣在自己头上。他的盲目检讨起了反作用，中央认为他言不由衷，很不老实。徐向前也反对陈昌浩这种唯上是从的作风。1937年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西路军失败的教训。陈昌浩在会上作检讨。毛泽东在发言中基本重复了3月批判张国焘的那些话，指出张国焘路线实质上是逃跑主义、军阀主义与反党反中央的路线。1939年8月，陈昌浩离开延安，在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