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逃时，为了严守秘密，竟然瞒过了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他的夫人杨子烈。当杨子烈一天天在写日记中打发对丈夫的思念之情时，中央已经作出了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一天，中央组织部长陈云把杨子烈召到他的办公室，正式通知她说：“子烈同志，最近党内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党的大事。国焘走了！”怀孕六个月的杨子烈感到被抛弃了，心如刀绞。陈云告诉她说：张国焘从汉口给她来了一封信，问她去不去。杨子烈有顾虑，说回去考虑一下。但是当她向陈昌浩等人求助时，他们都躲避不见。杨子烈从首长夫人一下变成了叛徒老婆，感到自己也待不下去了。

第二天杨子烈找到毛泽东，说：“他为什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大功臣。”对国国焘的家属，中央是仁至义尽的。几天后，原来准备前往苏联学习的张国焘长子海威被专程送回，与杨子烈团聚。当杨子烈准备妥当，却要求毛泽东批准放行时，毛泽东对杨子烈说：“你是好的，一切都因为国焘不好。你去了汉口以后生养孩子的一切费用，党都可以负责。你无论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到党里来。”就这样，杨子烈带着儿子和妹妹杨子玉，坐在颠颠簸簸的卡车上，离开了居住不到一年的延安。

张国焘被开除出党后，党中央又开始大张旗鼓地批判张国焘路线。与以前不同的是，批判重点从清算张国焘的罪恶转变为总统经验教训，教育党员和革命队伍中的全体同志。1938年5月，毛泽东在接见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学员时，几次提到张国焘的问题。他列举张国焘所犯的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后说：张国焘一贯是两面派，他叛党是被资产阶级引诱，。全党可引为教训，我们每个同志都应当坚定革命的旗帜，不怕困难，坚决奋斗。

1938年10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系统总结了党中央与张国焘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关于干部政策，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关于党的纪律。毛泽东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毛泽东指出：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党内斗争。“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治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我们的党已经从两条路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

张国焘的叛变教育了全党，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尽管张国焘在党的历史上有很老的资格和很高的地位，特别是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的叛变使过去跟随他的人看清了他的真面目，受到了大家的谴责和唾弃。当时跟他一起出走的警卫员，在张国焘投向国民党后，也与他划清界线，回到延安。所以张国焘的叛逃非但没有损害党的组织，反而成为纯洁党组织和教育全党的好事。如果张国焘留在党内，与他的斗争可能还会继续很长时间。

如何团结和使用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却是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问题。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原红四方面军的部队（4军和31军）纳入129师编制，随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去了太行山。徐向前副师长、倪志亮参谋长和一部分干部随军出征，还有相当一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留在边区不好分配工作。这里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与张国焘关系密切，不能使用的，如原9军军长何畏，后来叛变投靠张国焘去了。一种是部队打光了，不好按原有级别安排。西路军的军、师长们都属于这样的情况，有的原来是营、团级干部，回到陕北又从战士重新干起。李先念原来是30军政委，回到陕北后只给安排一个很低的营级职务。毛泽东听说后，就交代给他任务：要他以中共豫鄂边省委军事部长的名义，回鄂豫皖老区去再把队伍搞起来。

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等无辜判刑的同志被释放后，暂时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洪学智当了抗大第三大队一支队的支队长，许世友当了抗大的校务部副部长。可这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是个光杆管理科长。最受委屈的还是西路军干部。原红30军参谋长黄鹄显被马家军俘虏后，想办法逃出来，回到了陕北。但是有人说他有“叛变”嫌疑，说他曾带着马家军找西路军埋藏的枪支。就凭着这些传言，黄鹄显被关进清凉山看守所“审查”。关了一个时期，没有证据，才被释放。西路军妇女团团长王泉媛被俘后，强迫嫁给马家军一个团长。王泉媛死不屈服，终于找机会逃脱了马家军的魔爪。当她找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时，已经是1939年3月了。她要求归队，却遭到拒绝。办事处的人告诉她说：根据上级规定：西路军失散人员“一年之内回来的收留，二年之内回来的审查，三年之内回来的不收留”。

毛泽东感到：能否正确对待四方面军干部，是关系到党的团结的大事。这个问题必须公开提出来，并且一定要处理好。在1942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议专门讨论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的态度问题。毛泽东指出：过去四方面军干部除何畏以外，都是好的。经过六年证明这些干部是好的。原四方面军有的干部犯了错误，要按错误的性质加以处理，不要把什么都说成是张国焘路线。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后作出了《中央关于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之指示》。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在谈到整顿思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时说：我们清算张国焘路线的斗争，完全是应该的。但是也有缺点。这就是没有着重把同志们的思想搞清楚，而是着重算少数人的账。1942年整风文件上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这个方针适合于对每个同志。如果在革命的政党和群众的内部不采取这样的方针，而是霸道的方针、打击的方针、宗派主义的方针，那就是我们党历史上那种错误的方针。即利用机会挤掉人家，以这一个小团体代替那一个小团体，以这一个系统代替那一个系统。这样多的宗派小集团的政党，是不会兴旺的。这样的阶级也是不会兴旺的。

谈到党内斗争，毛泽东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在党内斗争中不从爱护同志的观点出发，不是为了团结，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来进行争论。就是一味进行斗争，这是很大的错误。有的人不是帮助犯错误的同志从错误中解放出来，而是借他犯错误，把他打下去。这样搞就是大鱼吃小鱼，就会给党内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空气。我们党内就不好过日子，无论是党员、干部都不大好过日子，天天怕人家排挤。毛泽东讲了这些道理，最后联系到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他说，反张国焘的斗争搞得比较好，但是还不够，其中还有毛病。张国焘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我们也企图挽救他，一直到他走的那一天还是政治局委员 。但是反张国焘路线，在群众中、在抗大、在军队中的某些方式，就没有整风以后的现在好，还有一些粗暴。那一次我们团结了绝大多数人，除了张国焘、何畏、朱德崇这样三两个人之外。许多同志在工作中表现是好的，这一次我们要彻底把问题弄清楚。这样我们才能团结全党，造成党内相互信赖的关系，这样我们就胜利了。

10月25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大礼堂对即将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在座有不少同志是原四方面军的干部。毛泽东讲了一、四方面军干部的团结问题。他说：我们得到的材料，四方面军干部轻视一方面军的没有，就是一方面军的干部看不起四方面军。对他们轻视，甚至个别地方还挤开。这种关系必须改善，国焘路线已经没有了，中央认为四方面军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在过去革命斗争中有伟大的功绩。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泽东指出：要历史地评价同志，态度要好，在使用上要看德、才、资三方面。毛泽东以自我批评的口气谈起1937年反国焘路线斗争中的一些失误。毛泽东的话，深深感动着在座的每个四方面军干部，他们从心里感到中央是信任他们的。过去受的委屈和背的包袱也都随风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