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口会议之后，红一、四方面军开始联合行动。从表面看，会师后的蜜月还在继续，但在双方的领导层内，一些莫名其妙的猜疑和误解在暗中发展着。并且越来越表面化，令广大红军战士和基层指挥员迷惑不解。矛盾是从哪里开始产生的，谁也说不清楚。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广大指战员们亲密无间，和睦相处。好比两个久别的兄弟重逢，高兴都来不及，怎么可能一见面就互相算计呢？

当时任红五军团保卫局长的欧阳毅回忆会师后的那段日子说：“我们红五军团与9军的驻地紧挨着。两支部队经常在一起组织联欢，参观访问，交流战斗经验，互相检查对方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开展体育活动等友谊竞赛。9军的同志们见我们穿的比较破烂，物资十分缺乏，便主动给我们送来了酥油、炒面，还有几百套灰布军衣。我们也回赠了一些枪支弹药。那种亲密无间的战友情谊，既感动人，又鼓舞人，使大家心里都热烘烘的。”

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绝大多数是淳朴的农民，他们热情、直爽，打越仗来十分勇猛。但是文化水平低，头脑比较简单，有时常常干出一些幼稚可笑的事情，在政治上不如一方面军的同志成熟。四方面军的人从心里是把一方面军当大哥看待的，虚心向他们学习。会合以后，双方指挥员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现在两大主力会师了，就应该迅速地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而不应该各行其是。懋功会师后，徐向前就建议一、四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相互调剂补充。张国焘开始不同意，经徐向前同志做工作，并经中央批准，这一建议才得以实现。一方面军派来担任各军参谋长的有陈伯钧、张宗逊、李聚奎、郭天民等同志，对四方面军部队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四方面军抽调给三军团的部队是90师的270团和89师直属队共2600余人；抽调给一军团的部队是98师的294团共2000余人和11师32团1200余人。后来，这些编入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发挥了他们的重大作用。

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但是张国焘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所以打了败仗，丢掉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如果不是他的接济，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

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相反，令聂荣臻极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30军领导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30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30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相当领袖的欲望急剧膨胀，绝非偶然，而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政治气候，确实产生了对他有利的因素。

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德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周恩来、王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当时彭德怀等人都不明白毛泽东“宁可让出总政委，不能让出总书记”策略的奥秘，后来形势的变化，彭德怀对毛泽东的远见佩服不已：“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是合法的了。这是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