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江、南江、巴中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属于穷乡僻壤，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干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不但男青年争先恐后，女青年也积极参加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地男人烟鬼太多，招到部队来要先集中戒掉大烟瘾，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在通南巴站住了脚，红军首先打退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围攻。尔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外出击，扩大川陕根据地。先后打败杨森、刘存厚的川军部队，把根据地由三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二十二个县，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红旗漫卷大巴山。红军的胜利使得四川军阀胆战心惊，他们终于联起手来，为了自身的地盘和利益，与红军决一死战。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一百二十个团，二十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较量长达十个月，是红四方面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1934年7月，川军八十个团分路进攻川北重镇万源，企图切断川陕交通线，把红军挤出川北。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红四方面军的4军、9军在许世友、陈海松的指挥下，开始了惊心动魄的万源保卫战。

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终于被红军粉碎了。但是此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却退出了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徐向前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质短缺，补给困难。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加上春荒的到来，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南巴地区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它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然而，通南巴苏区的放弃，敌人的围剿是外因，张国焘的“左“的政策，则是根据地垮台的内因。

在对敌斗争上，张国焘更是以极左的面目处理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在他眼里，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利用军阀阵营的内部矛盾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敌人，更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其实，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各派系还是四川军阀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他们一开始也并未想要和红军死拼。1933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地区转移时，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西北军内的地下党员劝杨、孙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孙蔚如派人来联系谈判。红军派徐以新前往汉中，孙热情款待，与红军约定：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大家一起对付胡宗南。孙蔚如的合作，使红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但是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为了出其不意，红军突然攻击陕南的宁强、阳平关，一家伙干掉孙蔚如六个团，叫孙吃了大亏。直到解放后，做了民主人士的孙蔚如还对此耿耿于怀，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说张国焘不守信用，打了他。

四川军阀更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军阀信奉的第一原则是：只要你不侵犯他的地盘，一切都好商量。对蒋介石，他们是不相信的，很怕蒋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因此，红军入川后，杨森、刘存厚、刘湘都派人来联系过，希望与红军和睦相处。这时，张国焘的头脑倒是很清醒的，还让陈昌浩去与杨森谈判。陈昌浩奉命来到巴中县境内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是红军与杨森的川军对阵的地方。黄昏时，杨森的代表夏炯应约来到，他们谈了一夜。陈昌浩乘夏炯谈的兴起，便向他了解了许多刘存厚、刘湘方面的军事情报，夏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夏还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到天将破晓，会谈才圆满结束。当天，陈昌浩赶到巴中时，张国焘却改变了态度。他要趁我们和杨森正在谈判期间不及防备的情况下打杨森，来一个声东击西。陈昌浩提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在统一战线上失策。张说，军事上的胜利是主要的胜利，我们胜利了他们就相信我们了。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后来我们打下了营山，杨森还不相信他前方部队的电报，及至弄清了我们确实向他进攻了之后，非常气愤。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杨森当时对红军是有过帮助的。他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使刘湘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为红军总部所掌握。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张国焘用政客手段对待杨森，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从四川军阀后来齐心协力进攻川陕苏区，与红军死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张国焘在通南巴地区，对内对外都是在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过两三年时间，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又受到四川军阀的多方围攻。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当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时，收到中央来电。张国焘决定放弃通南巴苏区，到川西北去。这时，他的“左倾”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张国焘的这种野蛮行为，是完全的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苏区，断绝后路的行为。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虽然是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合而进行的转移。但张国焘在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的干部；在军事上搞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其结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是为了与中央会合才放弃通南巴的，责任在中央。芦花会议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不但没有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争夺权力的行动日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