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9章 俄界会议(2)

 

中央红军缩编为陕甘支队

现在,中央红军不足万人。而张国焘控制着绝大多数红军,让他回心转意的可能性极小。从长征以来,居然出现这样的局面,实在出人意料之外。现在中央处于危难之中,南下不可能,向荒凉的西北少数民族区去更是死路一条;只有向北,或许有出路。但是以目前的疲惫之师,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胜算不大。中央机关没必要再保留那么多机构,应该尽量精简。红军也没必要保留空架子,要缩编以便指挥作战,俄界会议同意了彭德怀关于缩小部队编制的意见,决定:

一、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副主任。二、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作为中央红军的领导核心。三、成立编制委员会,以李德为主任,叶剑英、邓发、蔡树藩、李维汉为委员,负责部队的编制工作。

中央再次争取张国焘

红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形势相当严峻。为了避免国民党军队的封堵,任何耽搁都是不允许的。俄界会议结束后,9月13日,中央就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了。14日他们到了麻牙寺,在沿途经过的桥梁道口,仍然留下了少量的哨兵担任警戒,等待四方面军跟上来。这天,中央给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发去一封电报,做最后的努力争取。

国焘、向前、昌浩三同志:(一)、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 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一切外交的辞句,绝不能掩饰这一真理,更欺骗不了全党与共产国际。(二)、中央先率领一、三方面军北上,只是为了实现中央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斗争,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三)、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为。(四)、中央为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利益,再一次的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四军、三十军之继续北进。(五)、此电必须转达朱德、刘伯承。立复。 中央,9月14日。

张国焘没有回电,此时,他正在阿坝召集左路军干部大会,声讨中央呢。刘伯承和朱德已经成了阿坝会议上围攻的对象,处境艰难。

右路军南下

右路军总部所在的巴西,这些天一片沉闷。中央和一、三军团的离去,使四方面军干部的情绪大受打击。他们根本不了解高层的斗争,当然不理解眼前发生的这一切。30军政委李先念来找徐向前,两个人在村外的荒野中闷闷地坐着,眼中一片渺茫。李先念对徐向前倾诉心中的苦闷,徐向前半天才说了一句话:“我就不懂,红军和红军闹个什么劲?”

几天来,徐向前的内心一直受着痛苦和矛盾的折磨。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还从未遇到过如此艰难的选择。一方面是中央,另一方面是自己的部队和领导,张国焘和中央闹翻了,徐向前被夹在中间,他必须作出抉择,是跟中央走,还是跟张国焘走。晚年在回忆录中他叙述自己当时的思想:“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我想,是跟着中央走还是跟着部队南下呢?走嘛,自己只能带上几个警卫员,骑着马去追中央。那时,陈昌浩的威信不低于我,他能说会写,打仗勇敢,又是政委委员。他不点头,我一个人是带不动队伍的,最多只能悄悄带走几个人。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徐向前写道:“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毛泽东带领中央和一、三军团北上了,徐向前、陈昌浩几天后带领4、30军南下,再过草地与左路军会合。等待他们的将会是什么命运,当时谁也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