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0章 在陕北站住脚(3) 

 

陕北“肃反”的阴云

徐海东、刘志丹在前方作战,后方却在策划“肃反”。朱理治、郭洪涛在向25军的同志介绍情况时,给刘志丹等陕北干部戴上“右倾取消主义”的帽子,声称26军里有暗藏的敌人,要进行肃反。25军的领导人轻信了这些话,便开始怀疑陕北同志。在25军保卫局长戴季英和聂洪钧的支持下,朱理治以陕甘晋省委名义发布赤色戒严令,开始进行肃反。

这些情况,在前方的刘志丹都不知道。保卫局抓人人,用刑讯逼供的残酷手段迫使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招供出所谓的“同党”。短短几天内范围就越搞越大,肃反材料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地主成分,必然是反革命。高岗历史上有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习仲勋是跟着人家胡跑。”根据这些诬告,朱理治、戴季英逮捕了张秀山,逼他承认“反革命罪行”。张秀山不承认,就吊起来打。郭洪涛眼看张秀山被迫承认刘志丹是反革命前委书记,放下来又不承认,再吊起来又被迫承认。

顾忌到刘志丹在陕北红军的崇高威信,“肃反”负责人决定秘密逮捕他。他们给前方指挥部写了一封信,让刘志丹回后方瓦窑堡开会。10月6日刘志丹接到信后,并未怀疑这里有阴谋,交代了工作就骑马前往瓦窑堡。半路上突然遇见一个通信员,拿着一封省委给前方指挥员的信。通信员看到刘副军长,就把信交给他看。刘志丹看见信中写道,要前方“防止突然事变”,从中感到事态的严重。但是心怀坦荡的刘志丹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险境,他把信重新封好,让通信员送往前方,自己径直回瓦窑堡来。

刘志丹回来后,立即被关进保卫局的窑洞,名曰“审查”。很快,高岗等一大批干部在后方被逮捕,习仲勋当时也被抓了起来。26军营以上干部几乎都被抓起来。陕北苏区内乌云翻滚,每天都有人被拷打、被杀害。短短20天内,被杀害的陕北红军干部多达200余人!

艰难的行军

这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已经进入陕西境内,正在努力地寻找刘志丹的红军和苏区根据地。没有通讯联络,人生地不熟,陕北这么大,到处是黄土坡,刘志丹的红军在哪里呢?毛泽东心里很焦急,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越来越难带了。红军在经过荒凉可怕的雪山草地后,一旦到了有吃有住的地方,有的人就再也不愿意往前走了。所以,每到一个村镇,都有人不辞而别。说他们当叛徒,投国民党那不是事实,有人转道回老家,有人被当地农民收留。中央红军“在哈达铺整编时一万四千余人,到吴起镇只剩七千二百人了”。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内红军没打什么大仗,减员却有一半之多,即使这个统计未必精确,逃亡现象之严重也可见一斑。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毛泽东更急于找到刘志丹。但是刘志丹在哪里?10月19日,一军团的先头部队到了吴起镇,在沿途的矮墙上,他们看到了“打土豪分田地”、“共产党万岁”的标语。这些迹象告诉他们:盼望已久的陕北根据地就要到了。两天后,总政治部的人与当地游击队接上了头,好消息立刻传遍全军,士气为之大振。毛泽东到吴起镇的第二天,宁夏马鸿逵的骑兵也尾随而来。毛泽东指示彭德怀: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彭德怀集中三军团的部队,一阵猛攻,击溃了马家骑兵,俘获人马各二百多。

徐海东会见毛泽东

10月25日,十五军团在徐海东指挥下,在甘泉县南榆林桥与东北军107师作战,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消灭东北军四个营,俘虏了团长高福源。徐海东对他以礼相待,放他回去。从东北军那里获悉确切消息: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徐海东立即写了一封信,叫通信员傅继忠带四个战士去找党中央。傅继忠骑马跟了一天,黄昏时到达吴起镇。见到总政治部副主任李富春,说明来意。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走出来。傅继忠恭敬地递上信函,毛泽东当场写了回信,要他交给徐海东和程子华,信中约定了见面的日期。

11月2日是徐海东终生难忘的日子。早上,他正在张村驿指挥战斗,突然从后方军团部跑来7匹快马,程子华政委通知他:今天下午毛泽东要到十五军团来!徐海东立刻下令暂停进攻,翻身上马往回奔。130里路,还有两座山,他三个小时就赶到了甘泉县道佐辅的军团司令部。刚洗去脸上的汗水,毛泽东就来到了。陪同毛泽东一起来的还有周恩来副主席、彭德怀司令员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徐海东激动地握住毛泽东的手,不知说什么好。盼了好久,终于见到了!徐海东远道跑来迎接,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徐海东是张国焘的部下,与毛泽东没有渊源关系,却主动来迎接中央,表示了对中央的忠诚。毛泽东称赞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党中央挽救刘志丹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听取陕北党组织负责人的汇报中,获悉了“肃反”的情况。他们认为目前中央红军最迫切的要求是在陕北根据地站住脚,陕北苏区的稳定至关重要。“肃反”将引起根据地的混乱,甚至要断送陕北红军和根据地。毛泽东、张闻天下令立即停止肃反,不许再捕人,一切听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贾拓夫火速赶往瓦窑堡解救刘志丹、高岗等人。

王道道、贾拓夫赶到了瓦窑堡,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命令戴季英放人。很快,董必武也到了。刘志丹在被关押一个月后,终于重见天日。董必武经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推翻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给这些同志的一切罪名。11月底,中共西北中央局作出《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指出陕甘晋省委在肃反中犯了小资产阶级的“极左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要求省委立刻改组保卫局。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同志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红军的困难局面

中央处理了陕北苏区的“肃反”,解放了刘志丹等一大批革命干部,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合并,共有12000余人。这时,东北军奉蒋介石的命令正对陕北苏区发起围剿。11月20日,东北军先头部队109师前出到直罗镇,埋伏在那里的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南北夹击,将109师包围全歼。东北军本来就不愿意打内战,吃了亏以后,改为广筑碉堡,封锁围困苏区,轻易不再进攻了。

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又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陕北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然环境的恶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比江西苏区还要差得远。陕北新根据地的面积有三四万平方公里,它的范围大致是西靠甘肃边界,东濒黄河,北接长城,南临富县。但是除了瓦窑堡以外,所有城市和大部分较大的村镇都被敌人占据,从西安到延安的唯一公路也由敌人控制。这里常常受到干旱和洪水的侵袭,坚硬如石的土地,即使被开垦出来,收成也少得可怜。

这样贫困的地方,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红军,不仅吃饭用水都成问题,当地农民也根本无力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国民党军官认为,红军在陕北根本无法生存,不饿死也得穷死。当时红军的经济状况确实是很窘迫,中央红军基本上是两手空空来到陕北,刘志丹也拿不出多少钱来支援中央。毛泽东意识到红军生存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现在到哪里去找出路呢?向北、向西都和陕北一样穷,南边有国民党重兵封锁,看来只有向东,过黄河到山西去寻找出路。

毛泽东指挥东征

1935年12月,毛泽东与政治局委员、红军指挥员开会商议。会上争论得很厉害。一种意见是确保陕北,向西发展,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宁夏、甘肃等地发展;一种意见是立足陕北,向北发展,出兵绥远、内蒙古、察哈尔等,向蒙古人民共和国靠拢,取得国际支援。毛泽东认为不宜向西和向北发展,而应该东渡黄河,打到山西去开辟吕梁根据地,再进一步通过河北或察哈尔开赴抗日前线,从而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抗日战争结合起来。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

2月20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红军开始东渡黄河。三天的渡河很顺利,只遇到阎锡山部队的轻微抵抗。一进山西境内,红军就感到比陕北富裕得多。红军进了山西,阎锡山很紧张,急忙调兵加强太原以南的防御。谁知红军没有向北打,却掉头向南,沿着汾水流域去打文水、赵城、洪洞。红军在山西边打边休整了两个多月,毛泽东认为东征目的已经达到,不与敌人决战,下令主动撤兵回陕北。在掩护红军渡河回陕北的战斗中,刘志丹军长不幸中弹牺牲了。

在陕北站住脚

    红军东征取得了很大成功,用毛泽东的话说是:“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扩大了红军,筹集了财物。”短时期内红军扩充8000余人,筹款50多万元。对于贫困的红军来说,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有了钱,红军在陕北就能生存,军心也大大稳定。在陕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任务,初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