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1章 张国焘另立“中央”  (上)

 

陈伯钧等人的厄运

1935年9月5日,连续几天的阴雨,天气又潮又冷,令人心烦。驻军查理寺为左路军担任后卫的红9军参谋长陈伯钧接到总部来电,说是噶曲河涨水过不去,要另择道路北上,命令陈伯钧率部向阿坝靠拢。陈伯钧立刻下达命令,第二天行军120里来到中阿坝,与孙玉清军长、陈海松政委会合。

9月7日,张国焘率总部机关到达中阿坝,立即召集四方面军的各军首长来开会。会上张国焘传达了几天来与中央和右路军的争执,并借题发挥,说到自会合以来中央对四方面军的歧视和打击。这些军长政委也不过是些二十多岁、粗通文化的年轻小伙,有了听了总政委的话,情绪冲动,说了许多过火的话。陈伯钧坐在一边听这些人骂自己的上级和战友,心里十分难过。

第二天上午,陈伯钧实在忍不住,径直去找张国焘陈述自己的意见。说他“深感部分同志观点之不正确,立场之不对头,无中生有,言之过度,互相猜忌、隔膜日深!既不坦白承认错误,又不以快刀斩乱麻手段,迅速解决各种纠纷,假敌人以间隙,置自身于危机!”最后,他要求张总政委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张国焘耐着性子听完陈伯钧的谏词,显出同情和难过的表情,答复他说事情闹到这一步,其中有很多隐情,不便公开。中央政治局也有很多争论未彻底解决。若要彻底解决问题,必须自上而下地予以纠正。但现在相隔太远,不能及时办到。陈伯钧立即指出,党内斗争是党内斗争,行政系统是行政系统,应该分开。党中央的事,红军中党员可以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容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行政组织上仍须按照红军组织系统,执行权力,上级对上级亦须逐级绝对服从。张国焘听着陈伯钧慷慨陈词,虽然一直以首长的大度好言安慰,心里却怒不可遏。四方面军中还没人敢如此冲撞他,这个陈伯钧好大胆子。张国焘送走陈伯钧后,便把部下找来,布置把陈伯钧收拾一顿。

厄运很快降临了。陈伯钧受不了9军的人天天骂中央红军,提出调动请求,连续两天找张国焘,张都推托不见。9月13日晚上,陈伯钧再去总部,一些四方面军领导人已经在等他了。很快形成了一场斗争会。他们接连向陈伯钧发问,如对一、三军团单独北上的态度,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是不是逃跑,提拔工农干部等问题,要陈伯钧回答,完全把陈伯钧放在斗争的位子上。9月14日是陈伯钧终生难忘的“受辱之日”。中午,上级通知陈伯钧,调他回总部另行安排。陈伯钧交代了工作正要离开,忽然来了一群传令兵,说奉命来要回9军的东西。陈将9军配给他的两匹马交回,他们还不罢休,把陈伯钧从五军团带来的马,连同望远镜等通通拿走。陈伯钧被免了职,取红军大学当教员。

与陈伯钧遭到同样命运的是30军参谋长彭绍辉。这位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被打残了右臂的将领,是从原一方面军六军团调到四方面军30军的。得到南下的命令后,他怎么也想不通,在卓木碉写了一封信给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想到这封信被人送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刚进门,立刻被人围住。一个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上去就给彭绍辉一个大耳光,厉声问他:“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枪顶在彭绍辉胸口上,进行恐吓。朱德坐在旁边气愤地站起来,上前把枪夺下来,对众人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又说:“这样谈话怎么行呢?”对彭绍辉说:“你回去吧。”示意他赶紧离开。张国焘见朱德干预,便不好再整下去,彭绍才幸免于难。

像陈伯钧、彭绍辉这样的高级干部都受到如此打击,其余的中下层干部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张国焘认为中央自己跑了,分裂的责任在中央。他想了想,这似乎是件好事。中央只带走了一、三军团,不过万把人。红军的大多数人马都在他的掌握之下,现在没人能管他了,他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所以,他一边向四方面军的老部下灌输对中央的仇恨,煽动他们反对中央;另一方面对原一方面军的干部歧视打击,有不从命者,就用肃反手段处置。

胡底遇害

    那几天,朱德和刘伯承忧心如焚,每天都有捕人和冲突发生。总司令部的侦察科长胡底,因为骂张国焘是“军阀”、“法西斯”,被张国焘安上一个“日本天津驻屯军德田派来的侦探”罪名而逮捕了。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罪名呢?原来,胡底同志是我党杰出的地下工作者。30年代初,周恩来主持上海中央时,为了建立党的情报系统,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内部,号称“特科三杰”。李在上海,钱在南京,胡底在天津。由于顾顺章的叛变,李、钱、胡三人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转入中央苏区。长征初期,钱壮飞在行军途中遭飞机轰炸掉队,在息烽被地方民团杀害。李克农随中央北上,胡底随总部行动。如今这位功臣居然被张国焘打成了“特务、反革命”,这不是颠倒黑白吗?尽管刘伯承一再交涉,说胡底没有问题,张国焘就是不理。就这样,一个曾出生入死为党工作的好同志,未曾被国民党捕获,却被张国焘的亲信害死了。

反中央的阿坝会议

9月15日,张国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内召开“中共川康省委和工农红军中党员紧急活动分子会议”(历史上简称“阿坝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四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33军的党员干部近千人,红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参加了会议。会场上悬挂着“反对毛、周、张、博逃跑路线”的标语。由于事先层层作了动员,会议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反中央倾向。

张国焘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关系的报告,指责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率一、三军团继续北上是“向北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把自己的南下方针说成是正确的“进攻路线”,扬言要对“经过斗争和教育仍不转变的分子”给予“纪律制裁”。张国焘讲完后,在秘书长黄超主持下,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先后发言表态,拥护张总政委讲话,痛骂中央。参加会议的有红五军团的人,他们的思想受到极大的震动。在这个严重关头,内部出现了分化。军团长董振堂、保卫局长欧阳毅等坚决拥护中央,没有出席会议。也有一些干部认为中央不该把五军团扔下,心里不满,也有人对中央内部的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人有意见,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到了张国焘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