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16章 再次北上

 

朱德、刘伯承向二方面军领导通报情况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贺龙、任弼时他们在长征途中,就从国民党的广播中听说了中央与张国焘分裂的消息。他们认为是国民党造谣,没有相信。朱德、张国焘多次电报也没提到这件事。现在会合了,当然要询问一下。到了甘孜,双方都开始作二、六军团的工作。朱德先找王震谈了一个晚上。他向王震介绍了中央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告诉王震:“张国焘原来并不想指挥二方面军,怕二方面军和他作对,搞不到一起。但我们主观上总是想要你们过来的,可是有个密码问题,电报密码在他手中,我们只能搞点情报对你们帮助。这段所谓中央和军委的指示都是假的,因破裂后,中央的一切他不给你们转了。中央又不能直接告诉你们,所以都是他的东西。”刘伯承告诉王震,对张国焘不能冒火,冒火要分裂。中央在前面,不在这里。听了老首长的话,王震明白多了。他向朱德和刘伯承表示:我们这个部队是井冈山来的,不能反对中央。

朱德在二、六军团与主要领导人一一谈了话,使大家认清了张国焘搞的宗派山头那一套,立场站到了中共中央一边。贺龙表示:张国焘那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王震回忆:“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有阴谋瓦解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是老旗帜,贺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之一,是革命旗帜。任、关是中央委员。张认为我们是毛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我们到稻城,他发反毛、周、张、博的小册子。我拒绝了这个决议,我同关向应的意见是一致的。任很守纪律,他知道张国焘的底细,知道这次是搞宗派活动。

二方面军领导与张国焘作斗争

张国焘也来做工作。他挨个会见了二、六军团领导人。贺龙对他印象不好,南昌起义前,贺龙在武汉要求入党,张国焘说他是“军阀“,一口拒绝。周恩来、朱德、贺龙准备发动南昌起义时,张国焘又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推迟起义,差点使起义流产,对此贺龙是不会忘记的。甘孜会师那天的欢迎大会上,张国焘讲话前,贺龙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悄悄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把张国焘吓了一跳。任弼时是张的老同事,在莫斯科一起工作过,对张国焘的底细很清楚,张国焘心里还是有点怕他。张国焘着重拉萧克和王震,他送给王震几匹好马,夸奖王震勇敢,能打仗。

全面地了解情况后,红二、六军团领导人对张国焘做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甘孜会师后,张国焘借口调任弼时到总部工作,要给二、六军团另派政委,被大家拒绝。张又想把六军团纳入他的部队,也被拒绝。张国焘建议召开王两军联席会议,企图以多数压倒少数。任弼时严肃指出:两军联席会议,由谁来做报告?如果发生意见分歧,结论由谁来做?绝不能以多数压倒少数,造成上层对立,将使工作更困难。如果双方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断然否定了张国焘的提议。与上次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会师后虽有斗争,但双方领导人并未因此而争论不休,而是迅速分兵北上了。这里固然有任弼时等同志的功劳,也必须指出,促成张国焘二次北上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有林育英的调停,朱德耐心的工作,以及四方面军上下的强烈要求。加上二、六军团到来后再添一把火,张国焘意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唯一出路。

张国焘被迫取消自己的“中央”

在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中央了做出了让步和妥协。1936年5月30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

这封谦恭的电报,既向张国焘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下。此时,四方面军内部要求团结的呼声甚高。在朱德耐心劝说下,陈昌浩等高级干部都赞成朱德的主张。以张国焘的脾气,要他向中央低头认错是不可能的,但他明白僵下去也没好处。现在中央主张搁置争议,团结对敌,张国焘也没有理由不接受。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宣布取消他的“中央”。尽管张国焘在讲话中,还是坚持要和中央平起平坐,分庭抗礼,并非诚心诚意回到中央的领导之下,而且还开始清算中央的“逃跑路线”,但他还是宣布了取消自立的“党中央”,这样党内分裂的最大障碍就消除了。这是朱德、刘伯承、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同志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取得的胜利,也是为后来的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陕北迈出的重要一步。

任弼时促进党内团结

为了使张国焘和四方面军与中央和解,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任弼时做了大量工作。他与徐向前、陈昌浩、傅钟等多次长谈,了解情况。徐向前坦率地对任弼时同志谈了自己对一、四方面军分裂的几点看法,归纳起来是:1、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自己当时没有跟中央走,是不想把四方面分成两半;2、大敌当前,团结为重。张国焘另立“中央”,很不应该,党内有分歧可以慢慢地谈嘛!但是我说话他不听,朱老总的话他也不听。现在取消了“中央”,对团结有利。北进期间,最好不谈往事,免得引起新的争端。3、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很高兴。但中央有的同志说四方面军是军阀呀,土匪呀,逃跑呀,政治落后呀,太过分了,伤害了四方面军的感情。我和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都想不通。4、我们从参加革命起,就表态拥护第三国际,臂章上也是那样写的。由共产国际出面解决以往的分歧,我赞成。

徐向前的表态十分诚恳,也合情合理,任弼时听了非常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团结方面做出努力。张国焘对任弼时的行动很不舒服,他回忆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表示他是一个没有参与这一争端的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为了求得党内团结一致,任弼时于1936年7月10日向中央发出第一封电报,详细汇报了自己的建议。电报表示,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必要的,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他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总结在五次”围剿“斗争中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张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二、四方面军再次北上过草地

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四方面军立即开始了北上的行军。1936年7月3日,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和4军、30军为左纵队,经东谷、西倾寺、阿坝向包座前进。徐向前率方面军总部和9军、31军为中纵队,由炉霍经查理寺、毛儿盖向包座前进,董振堂率5军及31军一部为右纵队,7月10日出绥靖经卓克基、马塘向毛儿盖、包座前进。这一次,徐向前、陈昌浩和4军、30军已经是第三次穿越草地了。二方面军没有和四方面军一起走。他们在甘孜休息了几天,才跟在后边上路。由于是第一次在川西北高原行军,没有经验,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7月11日,二方面军由东谷进入草地行军,走了十七天到达阿坝。在阿坝筹粮六天即向包座前进,8月13日才走出草地到达包座。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说:“这一时期是我们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长征中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尽管二方面军想尽办法筹粮,但是由于前面部队已经把粮食搜集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找到足够的粮食。二方面军很快陷入了无粮的困境。

二方面军到达阿坝后,本打算在这里筹集过草地的粮食。但先头部队几乎已经把粮食搜寻一尽,当地藏民也跑光了。正在绝望中,他们忽然发现噶曲河边有四方面军的同志看守着一批牛羊,在等待他们。原来这是四方面军设立的兵站,由红30军一个营看守,负责人是总部四局的杨以山同志。他向贺龙总指挥报告:这些牛羊是朱德总司令下令留给二方面军的,几天前遭到藏民武装袭击,被抢走了一些牛羊,现在所剩不多了。贺龙下令给部队每个人分五六斤肉,作为草地行军的食物,自己却不肯要。原来他是靠钓鱼维持生活。从阿坝到包座的草地行军中,二方面军多数绝粮。贺龙发现河塘里有鱼,便拿出鱼钩到河边钓鱼。藏民不吃鱼,所以鱼还不少。于是,贺龙通知全军宿营时,尽量去找鱼钓,居然成了他们在草地中谋生的主要手段。

1936年8月10日,红六军团到达包座和巴西,终于走出了草地,与四方面军的30军、5军会合。至此,红军全部通过了川西北藏民区和无人地带,进入甘南汉族农业区。红军又看到了村庄,吃上了饱饭,那些苦不堪言的日子令人终生难忘。唯一值得大家欣慰的是:这些是真正的北上,再也不会走回头路了。大家都怀着一个愿望:和中央红军会师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