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20章 西安事变—意外的转折(上)

 

封锁下的陕北苏区面临巨大困难

1936年11月下旬,西路军占领永昌、山丹后,暂时停止向西进军,就地休整。马家军在对西路军进行疯狂进攻后,似乎也疲劳了。只要西路军不出城,他们也就停止了进攻。河西走廊的炮火硝烟随风飘散,出现了半个多月的寂静时期。陕北红军的情况却是越来越危急。他们处在国民党大军围困的压力之下,真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地方军阀的各路军队,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王均、何柱国、王以哲、杨虎城等指挥的260个团,把陕北根据地重重包围。蒋介石看准了红军经过长征之后,疲劳衰弱,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恢复。他要抓住时机,将红军一举消灭。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面临着巨大的危险。贫穷落后的陕北缺衣少食,张国焘到保安后,发现这里比他原来想象的还要困难。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件好事,但随之而来的生活困难着实让中央发愁。吃穿用的严重匮乏使红军各部队无法维持最低的生活需要。由于经费缺口太大,四方面军的4军和31军到陕北有一个月了,眼见天气越来越冷,大多数战士还穿着长征时的破烂衣服。11月30日,红4军首长陈再道向彭德怀汇报:“我们有个别逃亡掉队在一方面军。我们部队无经济,柴菜困难,可否发给一部经费?”四方面军伸手向彭德怀要东西,彭德怀也变不出棉衣棉鞋来。四方面军养不活这么多人,只好在精简整编上想办法。当时驻庆阳的红31军医院的女战士,就曾经被强制遣散。

蒋介石拒绝与红军谈判

虽然毛泽东与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并未得到真正的解决,但外来的威胁要大于中共党内的分歧。国民党军队的围困和红军内部的困难,使毛泽东极为忧虑。只有制止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红军求得喘息机会,改善恶劣的生存条件,才能扭转被动局面。毛泽东不放弃任何可能的和解机会。在10月、11月间,毛泽东天天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商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的问题。中共方面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只要蒋介石允许红军的存在,中共愿意接受国民政府的领导,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战。

11月7日,毛泽东向上海进行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下达指示,到南京对国民党上层作统一战线的游说工作。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指示,潘汉年立即到南京与国民党CC系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进行秘密接触,表达了中共中央愿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合作,只要蒋介石停止对红军的进攻,红军愿意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开赴抗日前线。陈立夫向蒋介石转达了中共的建议。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容共产党的存在,一定要把红军置于死地。他提出了苛刻的条件:一、要我方留三个师,师长以上一律遣送出洋。军事将领按才使用,其他人员酌量分配各种适当工作……:六、蒋要红军全部到外蒙,让苏联来解决这个矛盾。这样苛刻的条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毛泽东明确答复:只能在保存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国民党谈判。

张学良对红军的帮助

天无绝人之路。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包围陕北,准备彻底消灭红军的时候,张学良、杨虎城领导的东北军、西北军广大官兵,却不愿为蒋介石打内战。1936年4月间,张学良亲自到洛川与周恩来秘密会见,赞成共产党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主张。此后,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陆续进入西安,开通了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地下交通线。张学良听说红军缺衣少食,慷慨解囊相助。当时红军没有棉衣过冬,张学良命令他在西安、咸阳的被服厂为红军赶制棉衣送去。他还通过前方的王以哲军长,几次向红军输送大笔银元,为穷困的红军解了燃眉之急。

尽管张学良、杨虎城一再拖延,避免与红军作战。蒋介石却毫不放松,一再督促催命,让张、杨配合胡宗南进军围剿红军。这一时期,王以哲军长与彭德怀保持密切联系,通风报信。在蒋介石严厉命令下,东北军也不得不装出进军的样子,但事先都向红军通报。王以哲的帮助使红军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军的动态,避免了许多可能出现的损失。在保护红军方面,张学良、王以哲是功不可没的。

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当局求和无望,又面临四面包围的巨大压力,毛泽东决定放弃陕北苏区,向山西或陕南转移。为了避免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的冲突,毛泽东向张学良通报了红军的秘密转移计划。谁知张学良却要红军就地坚持,不要进行战略转移,还说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张学良所谓的“较大变化”究竟是什么含义,毛泽东猜想不出。当时中共中央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张学良会在12天后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围剿

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在此之前,张学良曾去洛阳当面劝说蒋介石停止剿共,调东北军开赴前线抗日,被蒋介石一口拒绝。蒋介石对东北军、西北军不肯配合胡宗南进攻红军极为不满,又风闻张、杨部下与红军暗中往来,所以亲自来西安坐镇指挥。12月8日,张学良、杨虎城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轮流向蒋介石进谏。张学良说到伤心处,痛哭流涕,但蒋介石毫不动心,大声呵斥张学良:“你们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变剿共的政策!”蒋介石与杨虎城的关系比较疏远,不像与张学良可以有话直说。他对杨虎城虽然态度和蔼,但口气却十分强硬。他还对杨说:“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蒋介石与共产党打了十年,深知共产党和红军的厉害。他认为现在红军势单力薄,是围剿的最好时机。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难以预料了。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他的江山就坐不稳当。所以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绝不是张、杨二人能改变的。张、杨被蒋介石逼进了死胡同:打内战,人心不附,他们就是千古罪人;不打内战,蒋介石绝对饶不过他们。在反复权衡之后,张学良、杨虎城定下决心,实行“兵谏”。为了保密,张杨事前没有通知共产党在西安的联络人员。

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响起枪声,张学良的卫队发起了进攻。由于情报机关事先一点消息也没有,蒋介石的卫队仓促抵抗,很快就被东北军解决了。在骊山上,东北军活捉了蒋介石,送往张学良的官邸。“西安事变”发生了。

捉住蒋介石后,张学良当天上午即发报直接通知中共中央。在保安的毛泽东等领导人收到张学良的电报,简直难以形容他们的惊喜。这时,中共驻西安的地下工作者刘鼎也发来了急电。需要说明的是:张学良在12日凌晨行动开始时,就通知了刘鼎。刘鼎正要发报,谁知突然停电了。刘鼎心急火燎,跑到街上去买电池,深更半夜没有一家商店开门。待刘鼎买回电池,蒋介石已经捉住了。刘鼎赶紧发报,中央收到是12日下午14时3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