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3章 冲突己见端倪(上)

 

“五四”时期的张国焘与毛泽东

张国焘与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的一个世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是读书人,通过科举走上仕途。在中学里,张国焘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心。一次到上海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革命党人,听他讲述辛亥革命的传奇故事,不由萌发了投身革命的念头。为了实现他的抱负,张国焘考上了北大理工预科班,于1916年秋天来到北京。

进入北大后,张国焘很快就成了一个活跃分子。文科学长陈独秀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是他最崇拜的师长。受他们的影响,张国焘接受了社会主义理论。他先与许德珩等组织国民杂志社,又与罗章龙、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会。繁忙的社会活动使张国焘从课堂转移到图书馆,在那里他有时向李大钊先生请教,有时与同学高谈阔论。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在屋子角落的图书管理员办公桌旁,一位身材颀长的湖南青年在饶有兴趣地听他们讲话。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是从另一条道路走到北大来的。他最初的生活是在私塾和农田中度过的,直到18岁才有机会进入正规小学,接受新式教育。毛泽东如饥似渴地从新知识中汲取营养,由湘潭到长沙,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恩师杨昌济的指点下,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组织新民学会,探索真理,寻求发展机会。1918年8月,他与蔡和森、萧子升等二十多个湖南同学来到北京,办理赴法国勤工俭学。毛泽东与朋友们在北京过着清苦的生活。但是北京的开销使毛泽东手头日渐拮据。肚皮填不饱,求学亦不可能,好在杨昌济先生此时在北大任教,把毛泽东介绍给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北京代表张国焘、湖南代表毛泽东等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由于陈独秀、李大钊的缺席,张国焘受他们的委托,成了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当时他对毛的印象是“他是一位比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布长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中,都没有提出过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在与人闲谈时常爱设计陷阱,如果对方不留神而堕入其中,发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来”。从建党之初,张国焘就没把毛泽东放在眼里。

革命的两大山头:井冈山与大别山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张国焘一直处于最高领导层。他起初分管工人运动。曾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上海“五卅”运动。大革命时期,他多次作为陈独秀的代表,周旋于国共两党的上层。他代表中共出席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见过列宁。但是他也屡犯错误。在周恩来等筹划南昌起义前夕,他以中央代表名义去传达国际的指示,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他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

而毛泽东去没有这般的风光,他一直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在中国的最底层—广大的农村之中。从井冈山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打出一个中央苏区来。但他却一直受到那些留苏派的讥笑,被认为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自从上海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便受到排斥和打击,终于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被苏区中央局的负责人赶下了台。直到遵义会议前的两年多,毛泽东都是在郁闷孤独的痛苦中度过的。他曾流着眼泪对来访的老部下龚楚说:“现在我们井冈山的同志吃不开了,只好慢慢忍耐了。”在遵义会议上,博古等留苏派领导人已经受到大多数红军将领的批判,毛泽东重新掌权已成定局时,凯丰还轻蔑地对毛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所以,毛泽东对那些只懂得夸夸其谈马列教条,动辄挥舞棍子打人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深恶痛绝的。

张国焘自1931年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在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将领的鼎力相助下,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就是两个山头:一个是井冈山,一个是大别山。前者的领导者是毛泽东,后者就是张国焘。这两大苏区都曾发展到十万红军。无论是在鄂豫皖,还是在通南巴,张国焘都是说一不二,他习惯于发号施令,不习惯屈居于他人之下。现在与中央会合了,党内论资历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张国焘。在两河口他与毛泽东会面,虽然相敬如宾,却没有什么心里话好谈。为了摸中央的底,他特地问周恩来:中央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故意往多里说:有三万(实际不足两万)。张国焘脸上显露出得意的神态,说:我们有八万。从这时起,张国焘的热情,就已经大大降了温。

张国焘对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

两河口会议结束后,张国焘与中央慰问团一行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到达杂谷脑镇,张国焘找了个借口,把刘伯承、李富春等都留在那里,自己则快马加鞭地赶回茂县红四方面军总部,同徐向前、陈昌浩商量。陈昌浩回忆:张国焘走之前我内心对毛主席还是钦佩的,感到中央红军发展很大。但张国焘回来后谈的一切都是为了攻击党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领导,曲解遵义会议精神,好像中央都不对,遵义会议后也不行,唯一的证明是部队垮了,只剩下几千人。我的思想除右倾有共同点外,他回来的宣传使我成为了他的俘虏。对中央领导发生怀疑,拿军事上暂时的挫折来证明领导有问题,以红军的多少来决定领导是否正确。

短短的几天会议,张国焘的思想为何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一、四方面军之间人数和实力的差距确是张国焘野心膨胀的一个原因。但如果简单地把长征中的这场大破裂归咎于此,未免把错综复杂的党内矛盾和斗争看得过于简单化了。必须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之前,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指挥员们,都真诚地盼望中央红军的到来,能扭转不利局面,使革命摆脱困境。而当张国焘在两河口见到一支疲惫不堪、装备破烂的中央红军时,原来的希望几乎破灭了。其言谈口气也从一个朝拜者转为收容中央的东道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