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5章 矛盾与争论(2)

 

芦花会议调整组织

7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黑水县的芦花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张闻天、张国焘、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共九人。会议只有一项议题:研究解决统一指挥和组织领导问题。

张闻天首先发言,他提出:中革军委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是军委的总负责者。军委下设小军委(军委常委),过去是四人,现增为五人,陈昌浩同志参加进来,主要负责人还是张国焘。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关于总政治部,本是王稼祥任主任,因病实际是博古。现决定博古任主任,设副主任两个:李富春和四方面军一个。

张闻天讲完后,张国焘、毛泽东等相继发言。张国焘提出要向中央委员会增补人员。毛泽东说:“提拔干部是需要的,但不需要这么多人集中在中央,下面也需要人。”婉转地拒绝了张国焘的要求。与会人员一致表示同意张闻天的意见。最后张闻天说:“大家一致要求,很好,张国焘任总政委,徐向前、陈昌浩任前敌部队指挥,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权力分配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部队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调整

7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对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和干部任免做相应的调整。命令如下:

各军首长:我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各军组织番号及其首长均有变更,军委现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即以四方面军首长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原一军团改为一军,军委林彪,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左权。三军团改为三军。军委彭德怀,政委杨尚昆,参谋长萧劲光。五军团为五军,军长董振堂,代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九军团改为三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参谋长郭天民。原第四、第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等五个军番号仍旧。四军以许世友为军长,王建安为政委,张宗逊为参谋长。九军以孙玉清为军长,陈海松为政委,陈伯钧为参谋长。三十军以程世才为军长,李先念为政委,李天佑为参谋长。三十一军以余天云为军长,詹才芳为政委,李聚奎为参谋长。三十三军以罗南辉为军长,张广才为政委,李荣为参谋长。

同日,军委还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宣布:“任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这一场大幅度的调整,张国焘得到了红军的指挥大权。前方作战也由红四方面军负责指挥,红一方面军退居次要地位。中央作了很大让步,尤其是周恩来,为顾全大局,把红军总政委的位子让给张国焘,自己只剩下一个军委副主席的名义。

张国焘还要解决“路线问题”

但是张国焘不算完,他还要和中央算政治路线帐。在张国焘授意下,以凯丰批评“西北联邦政府”的文章为突破口,7月8日,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对凯丰的文章进行反击。

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毛泽东为了顾全大局,挽救中央红军,暂时搁置了政治路线问题,没有批判王明、博古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如今红四方面军川陕省委的电报反而给凯丰扣上一大堆“右倾”、“失败”、“主观”的帽子,要对他进行斗争。面对人多势众的四方面军干部,凯丰第一次沉默了。其实,张国焘是要中央承认自己的路线完全错了,只有张国焘才是唯一正确的。

第二次芦花会议

中央眼看给张国焘让位和调整红军领导机构都没使他满意,他又要解决政治路线问题。7月21日和22日又在芦花召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工作,对前一段的斗争做出评价。出席会议的有: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邓发、凯丰、李富春、刘伯承。

21日的会议是由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做汇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相继发言,报告了红四方面国自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政治工作情况,他们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在创建鄂豫皖和通南巴苏区进行的英勇斗争,也谈到了退出这些苏区的原因和教训。汇报之后,徐、陈二人回前线指挥战斗,未出席第二天的会议。22日进行讨论。朱德发言肯定了张国焘到鄂豫皖后,发动了广大群众,扩大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都是对的,缺点是战役计划有不对的地方,打了许多仗,但未很好地武装群众,牵制敌人。凯丰发言批评说:四方面军不应退出通南巴苏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才退出,通南巴是打了胜仗,顺利条件下退出的,任意放弃苏区应考虑的。

周恩来的发言比较了中央苏区与鄂豫皖苏区的情况。他说,中央苏区由于战略战术错误退出,鄂豫皖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像中央苏区采取完全防御战造成的。退出鄂豫皖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对发动群众动员不够,有些忽视敌人。到通南巴,克服了疲劳,建立了根据地,这是对的。周对四方面军的政权建设提出批评说:建立的联邦政府,并没有多少少数民族,联邦没有东西联。关于宣传鼓动,周恩来认为有些超过事实。

毛泽东在发言中说:从鄂豫皖起,国焘领导下总的是没有问题的。过去与中央不很密切时,有自称中央代表在那里批评,因此有同志认为或许路线有问题。今天看,认为路线是正确的。红军的扩大巩固,两个苏区的发展巩固,与中央苏区的配合,无数次击破敌人,都证明路线是正确的。对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的结论是:总的路线正确,其他个别问题不正确。张闻天认为,放弃通南巴,这个个严重的错误,找不出理由为何要放弃。最后,张闻天强调了根据地问题。他说:通南巴地区有相当多的群众,地方相当大,但现在放弃了。并不是被敌迫出,而是胜利局面下放弃。通南巴的教训,使我们对建立新的根据地,要有决心派好的干部去建立政权,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对革命发展有很大意义。

会议结束前,张国焘作了补充发言。他承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是因为对蒋介石军队的力量估计不足,打得不够坚决。当时考虑保存红军是主要的,对游击队的作用重视不够。张国焘讲完,就散会了。两天的会议没有形成文字的决议。这次会议是一次非正式的交锋。中央领导人发言的调子并不一致。朱德、毛泽东、周恩来、邓发都以肯定为主,善意地提些意见。凯丰则是措辞严厉,大有批判的味道。凯丰的批判是否有道理?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究竟是和怎样一回事?这里面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需要回顾一下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