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 ---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始末

   第5章 矛盾与争论(3)

 

通南巴问题的由来

通江、南江、巴中地处大巴山、米仓山南麓,山川纵横,险峰林立,只有崎岖的小路蜿蜒穿行于茂密的原始森林之中。这里人口稀少,封闭落后,属于穷乡僻壤,与四川盆地的富饶形成强烈的反差。但是这里与井冈山、大别山有相似之处:地处偏远,军阀的统治比较薄弱;山高路险,易守难攻,适合红军的休养生息;经济落后,人民贫苦,适宜发动群众革命,建立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西行千里,能在这里落脚生根,与上述条件有直接关系。

红四方面军初到通南巴,干得轰轰烈烈。打土豪、分田地,扩大红军。不但男青年争先恐后,女青年也积极参加红军。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当地男人烟鬼太多,招到部队来要先集中戒掉大烟瘾,实在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在通南巴站住了脚,红军首先打退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围攻。尔后,红四方面军开始向外出击,扩大川陕根据地。先后打败杨森、刘存厚的川军部队,把根据地由三个县发展到八个县,活动范围扩大到二十二个县,红军发展到八万多人,红旗漫卷大巴山。红军的胜利使得四川军阀胆战心惊,他们终于联起手来,为了自身的地盘和利益,与红军决一死战。

反六路围攻

1933年10月,四川军阀首领刘湘纠集各路军阀势力,组织一百二十个团,二十多万兵力,对川陕苏区发动六路围攻。这场较量长达十个月,是红四方面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战役。1934年7月,川军八十个团分路进攻川北重镇万源,企图切断川陕交通线,把红军挤出川北。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红四方面军的4军、9军在许世友、陈海松的指挥下,开始了惊心动魄的万源保卫战。

刘湘等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终于被红军粉碎了。但是此后不久,红四方面军却退出了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打了胜仗为什么还要走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徐向前说:“十个月的反六路围攻,固然以我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但川陕根据地的元气,却受到严重损伤。我们的面前,废墟一片,困难重重。红军士兵的来源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特质短缺,补给困难。敌人的经济封锁日甚一日,根据地急需的食盐、粮食、衣被、药物等无法解决。随着饥饿现象的日趋严重,伤寒、痢疾等传染病猖狂蔓延,夺去了不少人的生命。加上春荒的到来,红四方面军这样一支大军想再坚持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通南巴地区的深山老林,在军事上适合红军据险而守。一旦受到经济封锁,它就显现出脆弱的一面。然而,通南巴苏区的放弃,敌人的围剿是外因,张国焘的“左“的政策,则是根据地垮台的内因。

张国焘在通南巴继续肃反

张国焘在通南巴苏区仍然继续他的那一套“左”的方针政策。大搞肃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重新清算小河口会议的老账,软禁曾中生,杀害红4军军长旷继勋和师、团级干部余笃三、舒玉章等同志。又掀起一场肃反的浪潮。

当时红4军12师是肃反的重点,从师长旷继勋起,实行层层清洗。当年在保卫局工作的张仁初中将回忆说:“在川陕时12师最严重,从旷继勋起被捉了不少。韩继祖是12师政治部主任,杀的干部也不少。12师团以上的干部就是34团团长许世友、36团团长余天云和35团团长没捉起来。旷是最先捉的,从通江送往10师所在地,那里听说是张国焘让他到4军当军长,实际上用这个办法将他杀了。杀得很机密,原因不知道,估计一定是他反对张国焘。”

徐向前元帅也证实:“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推行的还是王明那一套,许多东西是‘左’的。如对地方政策,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其实,有些保长是穷人,大家推举他出来干这份差事的。有些地主、富农虽有剥削,但民愤不大,可以改造,不同于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通通杀掉,只能扩大敌对势力,吓跑中立者,孤立自己。土地改革、经济政策也‘左’,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侵犯中农利益;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俘虏政策上,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尤其是对营以上被俘军官,杀掉不少,增强了敌军的对抗心理。”

统一战线方面的失策

在对敌斗争上,张国焘更是以极左的面目处理战略和政策等问题。在他眼里,敌人就是敌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不会利用军阀阵营的内部矛盾来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敌人,更不知统一战线为何物。其实,当时无论是国民党军队各派系还是四川军阀内部,都存在大大小小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他们一开始也并未想要和红军死拼。1933年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向川陕地区转移时,陕西的西北军杨虎城、孙蔚如与蒋介石有矛盾,在西北军内的地下党员劝杨、孙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对付蒋介石。于是孙蔚如派人来联系谈判。红军派徐以新前往汉中,孙热情款待,与红军约定:以巴山为界,你不过来,我不过去。大家一起对付胡宗南。孙蔚如的合作,使红军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兵力对付四川军阀的进攻。但是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准备西渡嘉陵江,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为了出其不意,红军突然攻击陕南的宁强、阳平关,一家伙干掉孙蔚如六个团,叫孙吃了大亏。直到解放后,做了民主人士的孙蔚如还对此耿耿于怀,向周恩来总理告状,说张国焘不守信用,打了他。

四川军阀更非铁板一块,他们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军阀信奉的第一原则是:只要你不侵犯他的地盘,一切都好商量。对蒋介石,他们是不相信的,很怕蒋把他们一个个收拾掉。因此,红军入川后,杨森、刘存厚、刘湘都派人来联系过,希望与红军和睦相处。这时,张国焘的头脑倒是很清醒的,还让陈昌浩去与杨森谈判。陈昌浩奉命来到巴中县境内的一个小村镇,这里是红军与杨森的川军对阵的地方。黄昏时,杨森的代表夏炯应约来到,他们谈了一夜。陈昌浩乘夏炯谈的兴起,便向他了解了许多刘存厚、刘湘方面的军事情报,夏炯有问必答,毫无保留。夏还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到天将破晓,会谈才圆满结束。当天,陈昌浩赶到巴中时,张国焘却改变了态度。他要趁我们和杨森正在谈判期间不及防备的情况下打杨森,来一个声东击西。陈昌浩提出这样做会树敌过多,在统一战线上失策。张说,军事上的胜利是主要的胜利,我们胜利了他们就相信我们了。陈昌浩执行了张国焘的决定,后来我们打下了营山,杨森还不相信他前方部队的电报,及至弄清了我们确实向他进攻了之后,非常气愤。

无论出于何种动机,杨森当时对红军是有过帮助的。他把川军通讯密码交给了红军,使刘湘军队的一举一动都为红军总部所掌握。在反六路围攻战斗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张国焘用政客手段对待杨森,究竟是聪明还是愚蠢?从四川军阀后来齐心协力进攻川陕苏区,与红军死拼,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红四方面军被迫退出通南巴

张国焘在通南巴地区,对内对外都是在执行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过两三年时间,把苏区搞得民穷财尽,又受到四川军阀的多方围攻。尽管取得了一些胜利,也无力再坚持下去了。当红四方面军向嘉陵江以西转移时,收到中央来电。张国焘决定放弃通南巴苏区,到川西北去。这时,他的“左倾”达到了偏执狂的地步。他下令“坚壁清野”,所过之处无论村庄城镇,房子统统烧光。张国焘的这种野蛮行为,是完全的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要苏区,断绝后路的行为。

由此可见,红四方面军退出通南巴苏区,虽然是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合而进行的转移。但张国焘在政治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自己的干部;在军事上搞阵地防御,与敌人拼消耗;其结果是早晚要被迫退出苏区根据地。而张国焘认为:四方面军是为了与中央会合才放弃通南巴的,责任在中央。芦花会议在没有决议的情况下结束了,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之间不但没有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反而矛盾更加激化。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向中央争夺权力的行动日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