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第十章 护法运动(下)

 

“五四运动”的来龙去脉以及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青岛曾经长期是德国的租借地。1914年8月15日,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政府在当天通知中国北洋政府:日本准备出兵青岛,攻打德军。对此,北洋政府表示感谢。果然,日本很快就出兵青岛,并很快把德军打败并赶走了。赶走了德军之后,北洋政府这时才猛然发现:日军战后竟然盘踞在山东,不肯走。北洋政府这时才慌了,连连抗议,要求日本撤军。

于是,1915年,日本政府派了外交官“日置益”来到北京,和北洋政府进行谈判。众所周知,在这次谈判中,日本提出了史上著名的“二十一条”。大总统袁世凯使出浑身解数和日本谈判,砍掉了七条,最终签署了其中的十四条。统称《民四条约》。于是,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开始移民,经营青岛。

四年之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召开了和会,讨论处置德国等战败国的问题。中国北洋政府派了外交官去参加这个和会。不料,在和会上,日本竟然提出来要继承德国的青岛租借地,日本代表提出这个的理由是:“日本出兵铲除了德国在太平洋的海陆军根据地,使得各国在远东实现了交通和贸易的自由,日本的功劳很大,应该继承德国在青岛的租借地以及其他在山东的殖民权利。”中国代表顾维钧表示反对,坚决要求日本将山东权益还给中国。英、美等大国代表不认同中国的要求,其看法是:“民四条约》及其各种附约,是有效条约,谁叫你跟日本签约了,签了就是有效的。

无奈之下,北洋政府从北京拍发密电给巴黎的中国与会代表:如果尽了最大努力,仍然实在没办法的话,那么可以签署《凡尔赛和约》。可是,这时身在北京的“国联同志会理事“林长民,得知了这个密电的消息,他立即写下《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并火速于1919年5月2日刊登到当时北京的主流报纸之一《晨报》上,呐喊道:”山东要亡了!同胞奋起!“,煽动舆论的矛头直指当时北洋政府里以曹汝霖为代表的亲日派高官。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

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被《晨报》的消息激怒了的北京13所大中专院校共约3000名青年学生,由代表召开碰头会,商定游行路线。下午1点钟,3000余名学生汇集在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的口号,并要求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的学生,高呼口号,到了使馆区,向外国使馆提交了《陈情书》,可是,列强的外交官不太待见这些学生。学生只好调整目标,直奔“卖国贼”曹汝霖在北京的住宅—赵家楼。

很快,大队的游行示威学生涌到了曹汝霖的家门口。愤怒的示威学生冲进赵家楼,四处搜寻曹汝霖,没找到,学生于是点起了火,要烧掉曹汝霖的家。烟火一起,同在曹汝霖家中藏匿的北洋政府外交官员章宗祥倒霉了。学生放的火熏到了他,他出于本能,冒死逃了出来。结果,他被学生们误认为是曹汝霖,遭到了学生们激烈的围殴。有一个学生拿起一根铁棍,一下子就朝章宗祥后脑抡过去,章宗祥立即晕倒了。幸好,这时候,北京警察局局长吴炳湘及时赶来,大喝一声,学生们才轰然逃散。动手打人,放火积极的学生,往往体能最好,跑得也最快,所以,被抓到的,没有几个。

学生打人的惊人消息一出,北洋军队卫戍司令段芝贵派部队进京,镇压学生。北洋政府总理钱能训闻讯,大惊,立即发表异议,说:“中华民国的国防军队,是一支对外的武装,怎么可以用来对付自己的老百姓?”警察局局长吴炳湘也说:“国内的治安,是我公安警察的事儿,怎么可以运用国防军队?段芝贵竟敢出兵镇压学生!妈的,老子我不管了!”事后,有部分参与打人、放火的学生被逮捕,包括张国焘在内。

对于在北京爆发的这起五四运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全民舆论之下,北洋政府不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不敢承认日本“继承”德国青岛的殖民特权。6月10日,北洋政府撤销了曹、章、陆三个亲日派高官的职务。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总统徐世昌也认为学生这是“过激思想”,下令取缔,而且公开批评学生: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不要过问政治。尽管如此,徐世昌还是主张对学生进行赦免。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在上海会见学生代表。孙中山对学生们说了这样一番话:你们这些学生,搞罢课,慢吞吞,没用的。应该再大胆一些。不要怕这怕那的,要有牺牲的精神,要有突击的行动,要设法激起一股群众的怒潮。我已帮你们请好了律师了,你们放胆地干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