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第十二章 直奉一战

 

1920年8月,孙中山麾下的陈炯明、许崇智,指挥粤军,杀回广州,将陆荣廷的桂军、唐继尧的滇军,通通赶出了广州。孙中山重新执掌广州之后,广州暂时恢复了平静。但是,广东其他地区的局势,则持续混乱。其中,桂军和民军在广东各地爆发了冲突,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朱执信,就是死于调停桂军和民军的冲突。

失败的桂军并不甘心,于是在广西,桂军和粤军继续冲突。次年(1921年)6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粤桂战争”。李宗仁是这样回顾“第二次粤桂战争”的:第一次粤桂战争后,广西督军取消独立,宣布归顺北洋政府,而孙中山在隐炯明的支持之下,回到广州之后,重新挂起了军政府的招牌,并自任大元帅,以陈炯明为陆军部长兼广东省省长,有统一两广的志气。北洋政府则委任前广东督军陈炳?为梧州护军使,不久,第二次粤桂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粤军以陈炯明为总司令,兵分三路,杀入广西;在广西方面,陆荣廷则兵分三路,进行阻截。战争的结果仍然是:桂军失败。

孙中山自从1920年11月28日回到广州,则重建了广州军政府。随后,国会议员先后蜂拥来到广东,超过了两百人。有人建议选举总统,反对的也不少。依据当时总统选举的相关法律,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国会议员出席,才能选举总统,并须获得出席人数四分之三以上票数,才能当选。参议院议员有两百多人,众议院议员有五百多人,两院合计议员八百多人,须有五百多人才足法定开会人数,才能选举总统。而当时在广州的两院议员,合计只有两百二十多人,尚不足一半。

1921年4月初,孙中山在广州大宴国会议员,公开从速选举总统,成立正式政府。于是,1921年4月7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再次召开,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时光在南北对峙中飞逝。相对平淡的一年过去了。

1922年年初的北京。此前在“直皖战争”当中联合打败段祺瑞的吴佩孚和张作霖,却开始交恶。曹汝霖对于吴、张交恶一事,是这样回顾的:1922年年初,吴佩孚推倒了张作霖支持的梁士诒内阁,拥戴颜惠庆、周自齐先后组阁。于是,吴佩孚和张作霖开始交恶,互相拍发电报对骂,进而兵戎相见,这就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缘由。双方各自拥兵十万以上,势均力敌。在大战中,奉军逐渐不支,撤退军粮城,继而撤退到山海关。直系取胜。在“直奉交恶”的事情上,冯玉祥也有这样的回顾:直皖战争打完以后,奉系取代了皖系的地位,并逐渐和直系演变成对峙。直奉交恶的导火索,是梁士诒组阁的问题,梁士诒是由奉军撑腰的,自然为奉军效力。不久之后的1922年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就爆发了。

1922年4月10日,张作霖开始带领奉军入关。冯玉祥(当时是吴佩孚直军的人)对于自己参加“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经过,是这样回忆的:奉军入关,和直军在北京郊区长辛店激战,直军失利,奉军步步紧逼,吴佩孚发电报给我,要我火速带兵出陕西潼关,参加讨奉。而当年直系的军人李明轩,则写下了以下的战斗以及和谈的记录:1922年4月28日夜,两军接触,炮火之烈,以西路为最。5月4日,直军占领长辛店,乘胜直趋丰台,中路、东路之奉军,闻西路败讯,亦均撤退。6月17日,直、奉双方在英国教士调停下,于秦皇岛英舰上订立媾和条约。

在政治方面,1922年4月,曹锟宣布:恢复1912年孙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2年5月5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胜出的曹锟、吴佩孚控制了北洋政府,两人指责当时的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是“非法总统”,逼迫他辞职。1922年5月9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挥军直指吴佩孚。不料,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孙中山的革命阵营后院起火:陈炯明和孙中山闹出了矛盾。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统徐世昌因为不是由旧国会选举产生,因此被曹锟、吴佩孚利用旧国会议员,指责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孙中山则针锋相对,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当上“非常大总统”。平心而论,这两个总统都不是太“正常”,也都不太符合严格的、合法的选举程序。孙中山曾经公开放话:“只要徐世昌下野,我孙文就下野。”不料,徐世昌果真下野,社会各界于是呼吁孙中山兑现“下野”的诺言,当时的呼吁者,包括如胡适、蔡元培等知名人士。可是,孙中山拒绝了。

徐世昌下台之后,在南方,孙中山的“好拍档”陈炯明,此时也呼吁孙中山下野。在这一点上,李宗仁是这样回顾的:孙中山经过两次粤桂战争、统一两广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孙中山和张作霖、段祺瑞结成三角同盟,南北夹攻直系吴佩孚,于是,孙中山从两广发动北伐,在桂林组织大本营。其中一部分北伐军已经进入湖南境内,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以联省自治为名号,写信给孙中山,说湖南人民不愿涂炭于战火。

南方的陈炯明本是孙中山的人,不料此时也附和联省自治的 主张,孙中山感到不爽,于是召集陈炯明来梧州会面,陈炯明不敢来,孙中山则当即免掉上陈炯明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的职务,陈炯明于是退往惠州。再后来,孙中山取道韶关,拟进军江西。这时,陈炯明的部下叶举带兵回到广州,孙中山闻讯,火速赶回广州坐镇,于是于6月16日发生了叶举炮击总统府的事件,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交恶,其实是因为政见不同,孙中山不愿偏安两广,而有问鼎中原的革命家风范。而陈炯明则受当时联省自治思想影响较大,主张较为稳健的和平统一方针。

孙中山并不理会社会舆论的呼吁,拒绝下野。他的追随者陈炯明对孙中山表示不满,并持有和北方军阀基本相同的主张:我们之所以一直闹革命,试图武力颠覆北洋政府,无非是因为北洋军阀废掉了《临时约法》,蹂躏了共和,破坏了民主宪政,现在既然《临时约法》已经恢复了,我们自然也不不必再造反了。同时,陈炯明主张: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建设,仿照美国,搞好广东一省的独立,再逐步走向全国的和平统一,这个主张,史称“联省自治”。孙中山不同意陈炯明的主张,他仍然坚持要武力北伐,颠覆北洋政府,以军事手段统一全中国。

两人的矛盾因此越闹越深,闹到了6月12日,终于,孙中山向陈炯明摊牌:你的部队必须给我撤出广州周边30里地之外,否则我对你不客气。1922年6月14日,陈炯明针锋相对地发表正式通电,呼吁孙中山兑现自己的诺言,辞职下野。陈炯明的部下们,拍发了一份《粤军全体官兵请孙中山下野电》。

6月16日凌晨3点钟,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突然带兵包围了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越秀山)的总统府。此前数个小时,孙中山实际上早已得到消息撤离了。孙中山转移到珠江水面上的“永丰舰”,炮轰广州后,离粤赴沪。这件事,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陈炯明叛变”事件。梳理事件之后,我们似乎理清了本案的基本事实如下:1、孙中山以维护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正当理由闹革命,并放出承诺:只要独裁者下台,他就再革命;2、不料独裁者果真下台,孙中山一直宣言维护的《临时约法》也被曹锟恢复,国家或许可以恢复宪政;3、孙中山不顾社会各界呼吁,拒绝辞职,主张坚持武力颠覆北洋政府;4、孙中山的行为令他的部下陈炯明大为不满,陈炯明开始公开反对自己昔日的领袖孙中山;5、孙中山对陈炯明发出武力威胁,陈炯明决定先发制人,用武力将孙中山驱逐出广州。

我们再来看看北京的政局。在这一年的夏天,发生了“曹锟贿选”事件。对于曹锟贿选,冯玉祥是这样回忆的:黎元洪被赶下台后,曹锟开始出每人五千元一张选票,实施贿选,北京的知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等人在报纸上把贿选的丑闻全盘揭露。可是,曹锟却仍然不知羞耻,悍然上台,当了总统。他有一个秘书长这样说:贿选是历史悠久的事情,当年尧舜禅让,就是贿选。史学家们把他们说成禅让,为了好听而已。1923年10月5日,曹锟贿选成功,当选大总统。

浙江籍的议员邵瑞彭,将一张贿选所用的5000元支票,制版作为证据,向法院控告这一起贿选行为。在上海,有一百多位拒绝受贿的议员发表声明,主张“明正贿选之罪,一致声讨曹锟”,浙江军阀卢永祥、奉天军阀张作霖、四川军阀熊克武、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的廖仲恺、胡汉民、李烈钧等人,也都先后通电,反对贿选。10月10日,上海、杭州等全国多个城市举行了“讨曹”游行示威大会。1923年10月10日,曹锟的“贿选国会”出台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史称“曹锟宪法”。该部宪法尽管是一部“贿选宪法”,从内容上而言,应该说是进步的。

再看南方。1923年年初,孙中山看准了机会,引滇、桂两军入粤,打跑了陈炯明。在广州站稳脚跟之后,孙中山采纳了苏俄的建议,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容共”,共产党员可以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之后,开始遭到了“广州商团”的敌视。当时的广州商团,是一个资产买办阶级的集团,他们认为改组之后的国民党已经被苏俄“赤化”,因此是商团之敌。1924年8月,广州终于爆发了“商团事变”。

事情是这样的:事前,孙中山收缴了广州商团新运到的枪支一批,孙中山在内部谈话中,将自己的动机说了出来:“我们不能容许有不受控制的武力存在。”商团的枪支被国民党收缴之后,广州商民立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罢市抗议。孙中山则强硬回应:“必须即日开市!倘若到了明日还不开市,我会派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开市。”在武力镇压广州“商团叛乱”的过程中,广州军政府的能将李福林,洗劫、烧毁了广州西关的商业区,死伤平民约两千人。几乎与此同时,北方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