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第二章 定都之争

 

清廷倒台之后,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一部宪法性文件,作为非常时期替代正式《宪法》的产物,为中华民国全国各方各面人员共同的、基本的行为守则。胜利来得太突然,革命党人有点无所适从。上海在辛亥革命中光复之后,革命军开会“选举”上海都督。不料,选举大会演变成骂娘大会。会场十分混乱。革命党人黄郛当场掏出手枪,威胁异议者。有一名革命党人,愤而拂袖离席,对场外的警卫说了这样的话:“陈其美要争抢上海都督的位子!这选举大会,没法开啦!”于是,大会不欢而散。

南京也是闹哄哄。南京临时政府尚未解散的时候,革命党内部就开始闹起了分裂。其中,革命党人章炳麟跟从张謇、熊希龄、赵凤昌等人,奔走于浙江、江苏两省之间,号召成立立宪党派;刘成禺、时功玖等人则组成共和党,拥戴黎元洪。同盟会于是在南京开了一次大会,党员分成左右两派。右派认为 :暴力革命告一段落,应以为公开的政党,从事宪法国会的参政工作;站在代表国民监督政府的立场,不应再以秘密会党的性质存在了。左派则认为:革命尚未成功,让权给袁世凯,前途未卜,同盟会应该继续从事秘密会党工作,不应该过多参与合法的参政工作。讨论的结果是:右派占了多数,并倡议:孙中山既然参与了公务工作(铁路总督办),不宜再管理党务,应该让汪精卫担任同盟会的总理。然而,汪精卫谦让,不肯就任同盟会总理一职。

在这时的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爆发了一场关于定都北京还是定都南京的争议。胡汉民对此事,是这样回顾的:当时,参议院不同意定都南京,认为南京不足以控制东北。章太炎更是直接指出:定都南京,等同于放弃东北三省。黄兴认为:都是同盟会的人,不应该发表不同的看法,应该听从党的指示。本来依照当时的《参议院法》,政府如果不同意参议院的看法,应该将定都北京的议案交参议院复议。但是黄兴说:“政府绝不屈服于参议院,绝不做这个多余的手续,参议院必须自己改变决定,否则我将带宪兵进参议院,用绳子绑架所有的同盟会议员。

同盟会的“老革命党“吴玉章,也是这样回顾同一件事的:清廷倒台之后,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投票决定中央政府定都的城市。出人意料的是,会场居然多数通过了定都北京的决议。孙中山知道后,大怒,他无法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孙中山下令:必须要重新改投。黄兴更是放出狠话:“明天12点之前,如果不改选定都南京,我就带兵来!”我(吴玉章)连忙从孙中山的抽屉里,拿了孙中山的印章,发文,重新组织改选。在压力之下,参议院最终改选:定都南京。

事实上,为了约束袁世凯,南京方面还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里的总统制,修改为内阁制。曹汝霖认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交恶,这是重要原因之一。对于革命党修改《临时约法》、试图约束袁世凯一事,胡汉民是这样回顾的:《清帝退位诏书》内有“授袁世凯全权”的字样,袁世凯凭着这一句话,认为自己的政权并非出自于革命党的禅让,而是出自于满清政府的委托。当时孙中山读了《清帝退位诏书》后,大怒,并指责此行文不当,而袁世凯和唐分绍仪则说:“诏书是清廷的遗言,现在已经无法更改了。”于是,孙中山也只好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参议院于是通过了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是附加了这样的条件: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职。

于是,南京方面派出了汪精卫、蔡元培、宋教仁等前去北京,邀请袁世凯南下就职。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要派出专使,催促袁世凯到南京来上任呢?因为当时的北方是袁世凯的老巢。让袁世凯来南京上任,可以削弱他的力量,防止他搞专制独裁。可是,袁世凯似乎并不愿意南下就职,其理由有:北方尚未安定,人心未定,宗社党(指满清皇室一派复辟人员)仍不时有反动之谣,暂须坐镇北京,不能南下。南方革命党势力则坚持要袁世凯南下就职,于是派了部长五人北上,意图说服袁世凯,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汪精卫他们一行人来到北京,是1912年2月29日。当晚,袁世凯属下的第三镇(曹锟部队)突然爆发了兵变。当晚8点,第三镇的士兵们以“长官拖欠军饷未发”为理由,突然发动兵变,在北京城各处地方,对平民四千多户人家实施抢劫,并放枪闹事。袁世凯及时动用军队,把兵变给镇压下去了。这样一来,北京城里的商、民两界人士顿时都被吓坏了,纷纷发表社论,请袁世凯不要南下南京就职,北京城不能没有了袁大总统。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南京使团人员也被这个形势吓倒了,他们也觉得:袁世凯的确是不能离开北京。于是,他们也发表了附和的言论。

“北京兵变”事件当时的旁观者(清军小头目)冯玉祥,对这一场兵变写过一个观感。他描述了这场兵变的经过,并郑重说明:这场兵变,许多文献众口一词,说是袁世凯阴谋搞起来的,目的是为了不去南京就职总统,我觉得这未免达过恭维袁世凯了。当时的袁世凯对自己的军队,是没有这样收放自如的操控能力的。可见,倘若按照冯玉祥的证词和说法,此次“兵变”似乎并非是由袁世凯阴谋策划的,而是一个突发事件,而事件的导火索似乎是曹锟、段芝贵对士兵进行了欠薪、减薪。

而同一事件的旁观者曹汝霖,则在回忆录里面是这样看待这件事的:不知道是哪一位策士的主意,等南京专使到了北京之后,密令一部分军队在北京发动兵变,以证实袁世凯之前所主张的不能南下的理由,不料,接到命令的士兵假戏真做,趁火打劫,北京市民遭殃众多。…… 我进门之后。见了袁克定,他假惺惺地问我:“你昨晚受惊了没有?将士们听说专使来接我父亲南下,纷纷起来反对,不守军规,胡闹起来。这班兵丁,听到风声就闹成这样,如果我父亲真的南下了,不知他们还要闹成什么样子?原因就在于南方要我父亲南下。曹汝霖怀疑这起兵变,是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阴谋策划的,意图在制造”北京不可以没有袁世凯”的社会舆论,阻止袁世凯南下南京就职。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也认为:这起兵变,是袁克定阴谋策划的,而袁世凯事前并不知情。当时闹兵变的第三镇的参谋杨雨辰后来也证言,透露了袁克定和曹锟密谋策划这次兵变的事实过程。

此次“北京兵变”发生之后,社会舆论多呼吁袁世凯“留京任职”。其中,黎元洪更是通电全国,说: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于是,在南京的孙中山、临时参议院、临时政府就很被动了,如果在这种场合下还要逆社会舆论而动,硬要让袁世凯南下就职不可,就显得南京一派人物有点缺乏诚意了。1912年3月6日,南京临时政府终于作出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也同意北京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定都之争,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