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第四章 国会一瞥

 

民国开始,袁世凯除了给孙中山委任了“全国铁路总督办”的高级官职之外,还开始千方百计地笼络各路同盟会人士,他派出唐绍仪给汪精卫、胡汉民送去了电报,言辞非常客气,要聘请汪精卫、胡汉民当政府的高等顾问,并请他们入京,但遭到了两人的拒绝。有的读者也许会说:“袁世凯到处笼络人心,真是狡诈。”但是,如果反过来想一想,从国民团结的角度来看,“联合”也许未必比“斗争”更坏。

不过,似乎有一点可以想象的是:国民党人士毫不掩饰的对抗态度,似乎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袁世凯对国民党人士的戒心。人一旦有了戒心,看问题就难免会戴上有色眼镜。在当时的国会里面,国民党籍议员名额居多数,袁世凯因而对国会也产生了戒心,这个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有戒心归有戒心,临时大总统也应该安守本分,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框架内依法活动。那么,袁世凯有没有安分守己?答案似乎并不乐观。

袁世凯作为一个从满清官场走过来的专制官僚,他是有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的。很快,在针对国会起草宪法的问题之上,袁世凯的动作就开始有些脱轨了。在北洋时期当过国会议员的王葆真,讲述了袁世凯试图插手国会制宪的事情:“民国成立之后,鉴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总统权力的钳制太大,袁世凯拟先发制人,插手《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于是,袁世凯在政府里面,成立了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后来在副总统黎元洪的反对之下,改名为‘宪法研究会’”。

“1913年1月底,袁世凯颁布了宪法起草的命令,到了5月初,各省议会联电,要求参加宪法起草,7月3日,黎元洪及12个省份的都督、民政长官都给袁世凯发来电报,要求参议院、众议院两院,迅速制定宪法,并早日选举正式大总统。8月中旬,各省都督、民政长官又致电国会,要求优先敲定《中华民国宪法》中关于总统选举的那部分条文,并从速选举正式总统。这些,都是各省军人干涉制宪的表现。”

尽管如此,当年的国会议员,还是非常敢于讲话、敢于监督政府的。当时,国会和政府,时常有冲突,而当时的国会拥有国家最高权力,例如总理陆征祥曾经制定的对俄和约六款,就被国会否决了,这件事造成陆征祥愤而辞职。在国会的掣肘之下,初生的中华民国,似乎有点“官不聊生”。当年的议会政治人物吴景濂,也记录了当年国会开会的以下一些片段,相当有趣:1913年6月20日下午两点钟,代理财政总长梁士诒出席报告政府预算案,王葆真议员首先提出质问:“财政总长应该知道什么叫预算吧?现在已经是六月底了,钱都花了半年多了,现在才提出上半年的预算案?国家财政支出,由人民负担,未经国会议决,谁来负责?”继而,李根源、邱冠荣等议员也起立,指责梁士诒预算不正当。梁士诒无法作答。于是,本预算案告吹,决定下次开会须段祺瑞出席,届时再议。

6月25日下午四点钟,段祺瑞等一行出席众议院,议员?辅成质问段祺瑞:“下半年的预算案,到底何时交来?”段祺瑞答:“有五个省份的预算案,至今仍未寄到北京。”议员胡海鳞则批评道:“政府现在疯狂借外债,长期以往,迟早有一天无可抵押,到底政府有没有什么财政方针?出入能否相抵?如果不开源节流,民国前途何在?”议员谷钟秀则质问段祺瑞向奥匈帝国借款一事。?辅成则进一步质问:“政府为何不依照临时约法,先经众议院同意再签字?”

当年五六月间,参、众两院向国务员提出的质询书,有56件没有得到国务员答复,质询书的内容涵盖政治、外交、财政、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这还不算,袁世凯有两次还向两院提出反质问,要求答复。例如,对于善后大借款,袁世凯是这样质问两院的:“1、这项借款,是否要认定为政府违法?2、民国现在情形如此,难道不该借款吗?3、如果这次借款泡汤,另向他国借,条件能保证比现在优越吗?”由于国务院习惯于忽视两院的质询,议员的质询于是开始变少了。

1913年7月14日下午两点钟,众议院常会,议员张华澜要求就以下两点弹劾政府:1、不上交预算案;2、私借奥款(私自向奥匈帝国借款)。议员何雯则要求弹劾财政总长,理由是“私借奥款”。议员李国珍不但要弹劾财政总长,而且还要弹劾国务总理。议员邹鲁则主张:弹劾全体国务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河南籍参议员段世垣弹劾河南都督张镇芳(袁世凯的表弟)一案,弹劾的理由是张镇芳违法渎职、轰击议会、枪伤议员、蹂躏约法、逮捕记者等罪状,要求查办。当时的国会议员,连临时大总统的表弟都敢弹劾,可见新生的中华民国,确实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民主宪政的新气象的。

这时,发生了“善后大借款”一案。这一案件在近代史上争议颇多。所谓“善后大借款”就是推翻清政府之后,中华民国成立,新政府需要一笔巨资用来建设国家,找谁要呢?找帝国主义列强借。史称“善后大借款”。那么,这笔借款,到底有没有经过参议院的通过呢?其实,这件事更深一层的背景,是这样的:早前,北洋政府和外国银行团谈好,借款利率是5%,参议院表决通过了。但是,外国银行团突然反悔,要求加息至5.5%,于是中外双方只好重新商议。商议之后,外国银行团最终又同意5%,于是,政府抓紧时机,赶紧签了约。不料,此后,以国民党议员为多数的参众两院突然提出:外国银行团重新答应的这个5%利息条件,属于新合约,这个新合约未经议会表决。两院遂以此为由,反对这笔借款。

此时,不但两院在给北洋政府“捣乱”,就连当时北京的报界,也有反对“善后大借款”的声音。那么,袁世凯的“善后大借款”,是不是专门为了镇压革命党呢?其实,“善后大借款”开始接洽的时间,是早在1912年2月,即清廷倒台之初,当时,孙中山已经拟将“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南北和平已经初步达成,似乎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早在1912年2月,袁世凯就已经密谋于一年之后杀死宋教仁并且预见“二次革命”的爆发,因而未雨绸缪地向各国借款。

事实上,在民国政府组建的初期,北京的财政库存只有六万元,是名副其实的“穷得叮当响”,无论如何,恐怕都是要借款的,换了任何人上台,恐怕都是要筹备借款的。这里有一则似乎很重要、而又容易被人忽略的史料:孙中山在1912年8月访问北京期间,曾经对袁世凯公开声明,赞成“善后大借款”。孙中山当时是这样评价“善后大借款”的:目下财政极端困难,势不能不借外债,以济眉急,唯不可借多,致启政府侈肆之心。可见,孙中山在原则上,是同意善后大借款的,只是在数额上,孙中山建议要有所节制。

这笔2500万英镑的借款,分47年期还清,利息是每年5%。而至于这笔借款的用途,其实也并非如许多近代史读物说的“专为镇压革命党”,而是有多种正当用途,例如“裁撤军队”、“政府行政费用”、“整理盐务”等。尽管“善后大借款”事后实际上部分用于镇压“二次革命”,尽管“善后大借款”也没有经得国会通过,因而的确有非法的嫌疑,但是,恐怕也不能因此就说“善后大借款”是早有预谋的、专门用于镇压革命党的军事借款,否则,似乎难免有失之公允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