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北洋--从共和到内战(1912-1928)

   第七章 洪宪帝制(下)

 

当然,体制内也有反对的声音。在帝制运动中,以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为代表的帝制派,对各地的反对言论,进行了钳制。蔡锷离开北京之后,辗转抵达云南昆明,并发出了反袁通电。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起兵讨袁,史称“护国战争”。对于袁世凯而言,最悲催的不是蔡锷造反,而是袁世凯自己的亲信暗中和造反者互通款曲、反对自己。对此,冯国璋的秘书恽宝惠是这样说的:

在以蔡锷为首的西南军队起兵反袁之前的这段时间中,冯国璋和蔡锷的老师梁启超有所往来,并且和蔡锷西南军队互通消息。冯国璋表面上对袁世凯称臣,但是他实际上却暗不听命。例如,袁世凯电令冯国璋派兵到长江上游填防,冯国璋却回电说:江苏地方辽阔,人心不定,原有部队都不够用,没有多余部队可以外调。曹汝霖也说,梁启超去了上海之后,和身在南京的冯国璋函电往还,冯国璋当时虽然对袁世凯称帝不满,但也还没有公开反对。

于是,开打了。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护国战争”。让我们来借助冯玉祥的自述,去管窥一下“护国战争”打仗的过程。冯有这样的回忆:1915年12月31日,我收到陈宦将军的电令,说云南蔡锷即将起兵计袁,并说云南护国军兵分两路出兵,一道取贵州,经镇远以出湘西,由李钧烈钧率领。另一路出四川,由蔡锷率领。陈将军说顺庆第四混成旅的队伍已经开拔去镇压护国军,要我迅速去接防。我是绝对不能站到帝制那一边的,否则,当年我搞反清起义干吗呢?于是,违背陈将军的军令,并写信动员他不要为袁世凯卖命。

1916年1月2日,我率部队由顺庆出发,开赴内江待命。陈宦的态度摇摆不定,我只在内江待了几天,陈宦就命我开赴泸州。蔡锷先生给我送了个信过来,他说:理解我们的处境,只要我们和他合作,一切都不成问题。不久,我们接到命令,攻打四川宜宾叙府的护国军,但是,我们一边前进,一边给护国军的刘云峰通信,请他自动撤退,我们一到叙府就撤退,请他不要误会。于是,我们一边进军,一边朝天打枪,打了一整天,我的部下蒋鸿遇则偷偷地将所携带的炮弹倒入了山沟之中,我们向上报告说:炮弹打完了,我们一到叙府,就送信给刘云峰,叫他可以坚守阵地,不必撤退,然后我们就撤退了。

北京这边,得知蔡锷举兵造反之后,袁世凯是这样对曹汝霖说的:蔡锷这个人,有才干,但是,这人有阴谋,而且他的脸有反骨,不能长寿,我早就防范他了,所以,我才把他调到北京来。四川、云南这些省份,一向目无中央军,所以我派曹锟、张敬尧驻守在四川边境,以防不测。刚刚,我又派了陈宦,带了三个旅的兵发往四川,西南军力薄弱,有了我派的这些部队,不需要担心。而且,广东的龙济光倾向中央,广西的陆荣廷也不敢反对我。所以,蔡锷在云南闹事,不足为虑。

云南起兵反袁“护国”,北京这边政治气氛也很紧张。当时,政府称革命党为乱党,严令缉拿,一些国民党人被杀。在这一波捕杀国民党人的浪潮中,最有名的牺牲者之一,有国民党大号人物陈其美。1916年5月18日,张宗昌派出刺客将陈其美暗杀。依照张宗昌的参谋的说法,暗杀陈其美的张宗昌,原本是陈其美的部下,后来投靠了袁世凯。

此时,在如火如荼的“护国战争”当中,袁世凯的爱将陈宦突然倒戈,这起事变,对袁世凯的打击很大,也对形势扭转的影响很大。曹汝霖对其所观察的“护国战争”和“陈宦倒戈”的主要经过,有这样的说法:蔡锷起兵讨袁之后,与张敬尧的部队激战在四川泸州。宜宾一带。护国军大败,梁启超通电各省,呼吁援助护国军。南京的冯国璋予以了默契和配合。梁启超又亲自去了广西,游说陆荣廷,于是,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即参加“护国”)。接着,陆荣廷出兵广东,攻击袁世凯的心腹龙济光。龙济光打不过云南、广西两支护国军部队,形势开始变化。不久,陈宦突然发来一份电报,要求袁世凯顺从民意,更定国是(即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这份电报对袁世凯的打击很大,袁世凯顿时陷入了内外交迫的窘态,心力交瘁,并迅速病倒了。

袁世凯内外交困,不但国内外舆论批判声音一片,而且自己的老部下也不听话、不肯卖命,看来这个帝制实在是不得人心,不能再搞下去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缓办”帝制。袁世凯下令“缓办”帝制之后,他命令张国淦为他调查:全国的军政要人当中,到底谁是真心支持帝制的,谁是暗地里反对帝制的。可是,尽管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各省的反对仍未停止,广东、浙江先后宣布独立,随后,湖南汤芗铭宣布独立,继而四川陈宦也宣布独立,这两个人原本是袁世凯的心腹,经此大变,袁世凯经受的打击不小。

1916年4月,冯国璋进一步给袁世凯发了一份电报,以委婉的语气劝说袁世凯:不但要取消称帝,而且还应该主动辞去大总统的职位,果断下野。不久,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电问冯国璋:如果袁世凯答应下野,西南方面还不满意,怎么办?阮忠枢的意思是担心国民得寸进尺,要求惩办袁世凯并没收袁世凯的全部财产。冯国璋则回复道:“假如袁世凯答应下野后,反对派还不饶他,则我冯国璋必不答应,必然与反对派周旋到底。”冯国璋和袁世凯这段沟通的历史,是冯国璋的秘书长恽宝惠所记录下来的。

在这种僵局之下,袁世凯的秘书之一夏寿田对袁世凯建言了一个下台阶的办法:依照英王兼五子国大皇帝例,袁世凯可以以“大总统兼满蒙大皇帝”的名义,借以体面下台,但是,杨度对此方案则坚决反对,并且对夏寿田说:“是太子袁克定反对的”,因而,方案未能被采纳。在部下纷纷倒戈,导致袁世凯失败的这一点上,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对当时袁世凯的处境,也有这样的回顾:当时,蔡锷的护国军已经占领了四川南部,贵州和广西也先后宣布独立。而我父亲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置身事外;冯国璋,不但不听命令,并且暗自联合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四省督军,拟发出取消帝制、惩办祸首的电报。我父亲眼看大势已去,只好宣布取消帝制。从此,我父亲忧愤成疾,不久就去世了。

曹汝霖则回忆了袁世凯病倒之后的形势:袁世凯对我说,自从他病倒之后,徐世昌、段祺瑞这些老朋友,都不来看他。我听了这个,觉得心里很不好受,于是坐车去了天津找徐世昌,劝他和段祺瑞一起进京,为袁世凯定一个解决时局的办法。徐世昌说:“你可以随便向他进言,而我和段祺瑞和他的关系太深,不方便进言,袁世凯不察形势,被急功近利之徒蛊惑,造成今天这种僵局,当时我在北京,我就已经劝过他,段祺瑞也曾经劝过他,但是他都不听,说多了,伤感情,所以我们索性不闻不问。不过,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想他应该也有下台的打算了,只不过,现在还没到公诸于世的时候,我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问题,这样吧,我尽快抽时间,进京去探望一下他的病。”

不久,段祺瑞进京,看望病重的袁世凯。在北京的病床上,袁世凯对段祺瑞说:“我当初应该听你的话,不搞帝制,我有今天的下场,真是后悔。请你帮我处理一下取消帝制的善后事宜,可以吗?”段祺瑞说:“我一定尽力而为,我会和徐世昌商量着办。”5月8日,袁世凯在病重中宣布:将“政事堂”重新改回“国务院”,并且仍然按照民国元年的官制,组织政府,并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不久,徐世昌辞掉了国务卿的职位,由段祺瑞继任。

当时,唐继尧、蔡锷的护国军,对袁世凯开出的停战条件是:袁世凯不但要停止称帝,而且还必须辞掉大总统的位子,甚至还必须流亡国外。当时,北洋各军,却多数主和。5月18日,十五省将军、巡按使代表应邀齐集南京开会,这次会议一开场就提出“袁世凯下台”的问题。正反两派各不相让。会议开了五天,不了了之。6月6日,袁世凯在唾骂声中因尿毒症而逝世。

曹汝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这样总结和评价了袁世凯的一生:“袁世凯雄才伟略,举世无双,既推倒了帝制,也平定了反对势力,统一了中国,假设袁世凯能够信守诺言,效忠民国,则新中国的建设,超英赶美,并非难事,可惜他野心太大,进而称帝,晚节不保,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失去重心,中国从南到北,均陷入了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