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历史

 张国焘有意阻挠南昌起义吗?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长期身居要职。南昌起义时,他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这是历史书籍普遍的说法。但张国焘确实是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阻挠南昌起义吗?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张国焘及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等。会议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委派周恩来前去主持起义;同时,电告共产国际请求指示。可是随后共产国际的复电,却让南昌起义充满了变数。7月26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开会,罗明纳兹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内容大致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暴动可举行;否则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来做政治工作。如果中国的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联共(布)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会议决定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赴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

对这一任务,张国焘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觉得现在要奉命去停止我赞成过的事,究竟有点不合适。”当罗明纳兹在会上提议派张国焘去时,张国焘推辞道:“既然是送封信,那就不必派我去。何况中央扩大会议快要举行,如能不离开中央,还是不离开为好。”瞿秋白、李维汉等劝他:“还是你去好,你去责任不单是送信,还要考察情况参与决定呢!”7月30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等举行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张国焘强调“慎重”,主张暴动“应极力拉拢张发奎(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这些主张,受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31日晨,又开会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于是,前委决定8月1日凌晨四时举行起义。

客观上说,张国焘阻挠南昌起义的发动,不能完全归罪于他的主观故意。共产国际电报内容模棱两可,且暗示不赞成南昌起义,就连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张国焘对张发奎确实存有幻想。他主张推迟与张发奎分裂,认为暴动要慎重的态度,客观上阻挠了起义的如期举行(原定于7月31日)。

10月初,南昌起义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到敌人围攻,很快失利。张国焘与李立三等辗转到达香港,后回到上海。自此,张国焘开始了近8个月的地下生活。这段时期他苦闷难耐,还屡遭批判。10月15日,张太雷在南方局省委联席会议上率先向张国焘发难。谈到南昌起义,张太雷说:“中央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张国焘立即写信给中央为自己辩护。张国焘认为,从电报内容和会议讨论来看,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的倾向是尽量争取张发奎,推迟起义,“若说我假传圣旨,我是不心服的”。

1927年11月14日,中央对张国焘作出处分决定: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中央完全否定了张国焘的辩解。张国焘对此并非心悦诚服,多次批评指责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及各项政策。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张国焘作为共产国际直接邀请的代表前往参会。6月14日至15日,共产国际负责人布哈林,召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等部分代表举行了“政治谈话会”。张国焘一口气讲了3个小时,重申自己在南昌起义中阻止暴动的举动是为了遵守纪律,是在不折不扣地转达共产国际的意旨。他当面问布哈林共产国际究竟有无拍发阻止南昌暴动的电令,还质问瞿秋白为什么说他假传圣旨。

6月18日,中共“六大”正式召开。张国焘在分组讨论发言中再次澄清南昌起义中他“反对暴动”一事。张国焘在“六大”上的辩驳,对澄清自己、摆脱“机会主义”的帽子作用不小。会上,张国焘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充分说明,张国焘澄清了自己“反对暴动”的误解,从而扭转了自己的边缘位置,重新进入了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