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湘江（上）

天然屏障与机动困境

湘江之战的爆发，首先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1934年11月中旬，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侦悉国民党军队企图围截红军于湘江以东的阴谋。当时，已被剥夺指挥权的毛泽东曾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追剿”军尚未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

可是，中央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坚持主张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前往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这就导致红军不得不强渡湘江。摆在红军面前的，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地理环境。

红军连续突破国民党3道封锁线后，来到湖南南部的道县、江华等地。这一带北有阳明山，南有九嶷山。这两条山系森林密布，自然地理条件不适合大兵团通行，因此形成了一个东西方向的山间走廊地带。

从这个走廊往西，地形变得更加复杂。这一带与接壤的湖南南部、贵州东北部区域，就像一个坐北朝南或倒过来的“凹“字，其中陷进去的空白部分是桂东北，两边围绕的是湘南和湘西南、黔东南。

而在紧密相连的桂北灌阳、全县、兴安三县与湖南道县、永明、江华三县，则分布着呈南北走向、互为平等的三条大山脉和三条大河，自东而西依次是湘桂之间的传统界山都庞岭、海洋山、越城岭和潇水、灌江、湘江。

湘江战役发生在湘江上游的广西东北部。湘江上游位于横跨湘南、桂北地区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两大山脉之间，由南向北穿越桂北的兴安、全县两县，原本水险流急，湘江战役爆发时接近年底，正值枯水期，江面宽不足百米。

然而，对于红军来说，这一有利之处被另一个劣势抵消。20世纪30年代，在湘江西岸有一条桂黄公路，其联通广西桂林、全县与湖南腹地。在湘江战役中，这条公路构成一条纵向快速机动通道，使得国民党军在战役展开过程中能够实现兵力快速调配。

而从红军的行军路线来看，除了通往关口的便道，其余都是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在几乎无路的山道上，红军只能负重缓慢前行。而山、河相间的地理条件，使得这一区域内部的机动通道极度有限。一旦这些通道上的节点被敌人控制，整体机动空间就会被显著压缩。

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正是如此。11月25日，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渡过潇水，4路纵队挺进湘江。但是，其间发生的战斗使得部队拖延了时间，而且行军道路十分艰难，无法按既定路线行军。

比如，11月26日，第3纵队在邓家源因山道不通受阻，后改道雷口关入广西；11月27日，因道路受阻，第4纵队的第8、第9军团也改走雷口关入广西。

筑碉设防与围追堵截

国民党自然也意识到了上述地区的复杂地形在围堵红军中的重要价值。作为广西的“地头蛇”，桂系军阀早在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时就大量征集民工赶筑工事，在湘江两岸筑起大小碉堡140多座。

随后，以桂第主力第15军为左翼，集结于湘江边和江东的灌阳县；以第7军为右翼，布防于桂东边境一带，还调集桂林、平乐、梧州三地的民团2万多人协助主力防守。桂系核心人物白崇禧亲自坐镇桂林指挥。

1934年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原“围剿”中央苏区的西路军和北路军中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主力；令陈济棠部4个师北进粤湘边进行截击；令桂军第4集团军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县至黄沙河一线；令贵州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到湘黔边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

11月13日，何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将所属部队编为5路“追剿”军。刘建绪任第一路“追剿”军怀念，与桂系协同，堵击红军西进，并以一部兵力沿湘江碉堡线布防；薛岳任第二路“追剿”军怀念，其主力集结于零陵附近地区，堵截红军北进路线，阻止红军实现同红2、6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

周浑元任第三路“追剿”军司令，继续向道县前进，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李云杰任第四路“追剿”军怀念，李韫珩任第五路“追剿”军司令，这两支部队的任务都是紧紧尾追红军。

国民党的几路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在湘江东岸部署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自东向西收缩，压缩红军进入湘江以东的全县、灌阳和兴安三县之间东西不足60千米、南北不到100千米的三角地区，妄图逼迫红军于湘江东岸与其决战。

不过，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各怀鬼胎。桂系的小算盘是既要防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11月22日，桂军从全县、兴安一线突然撤防，全县城防改由民团负责。

从全县到兴安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整整3天没有国民党正规军防守。可是，恶劣的地理条件，加上红军未能轻装前进，导致战机稍纵即逝。

到湘江战役开始时，战场态势对红军而言已极度险恶：国民党中央军已夺回湖南道县开始追击红军；北面的湘军已进入全县，占领部分渡口封锁湘江，堵击红军；南面的桂军已进兵灌阳，阻击红军。

而红军唯一现实的突破方向，只剩下全县与兴安之间的这一段湘江了。当此之际，湘江战役的爆发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