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苦战数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围歼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部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军委决定在西延一带(1935年该地设资源县,隶属广西)休整一两天,以便集结部队。
从战场地理形势看,西延位于越城岭的山地地带。红军所在的西侧就是日后著名的老山界。而资江也正发源于这一带,向北流淌,最终汇入洞庭湖。在传统交通条件下,这一带是真正适合大部队通行的天然通道,是地势比较平坦的河谷。
从西延大埠头(今资源县城一带)沿着资江河谷往北,距离湘桂边界的湖南城步县(今城步苗族自治县)只有60公里左右,是入湘的最短线路。因此,红军原计划正是从西延北出城步,再向湘西转移。
但这样一目了然的地理条件,使得国民党方面轻易便能判断出红军的下一步动向—早在湘江战役前,蒋介石就制定了所谓“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设想在湘江以东不能全歼红军的情况下,下一步在湘江以西将红军歼灭。
对于蒋介石这个计划大纲,身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湖南军阀何键执行得最坚决。还在湘江战役前,他便派1个师先期到达湘西南构筑工整、碉堡,妄图迟滞红军的行动。当红军渡过湘江,并在西延地域集结时,何键将其所属部队重新进行编组。
何键将部队调整为第1兵团、第2兵团和预备兵团,并令第1、第2兵团外带一部分兵力,迅速向湖南的新宁、城步、绥宁、武冈一带机动。这几个县,正位于西延地域之北。国民党军在此张开大网,拦住红军的北上道路。
广西的桂军则以第1追击队在红军左后方追击,第2追击队进驻桂东北西延以西的龙胜。从表面上看,桂军似乎在紧密配合湘军前后夹击红军,而其真实目的是迫使红军尽快离开广西,并防止红军在城步受阻回师龙胜一带,威胁到柳州的安全。
红军方面很快就获悉了敌情的新变化。1934年12月4日下午,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前进”,决定“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并钳制企图向我翼侧截击的湘桂之敌”。也就是放弃从西延地域北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
第二天,红军进一步判断,“敌16师占领大埠头后,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绥宁、通道向我截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将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因此决定“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潘阳所、长安堡地域”。
这是个重要的决定,使得刚刚经过湘江战役的红军,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和敌人硬拼,也使得国民党军以优势兵力在湘桂边界一线堵击红军的计划完全破产。
不过,上述决定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作出的。此时,国民党的各路追兵逐渐迫近,红军不能在西延地域久留。于是,红军右翼1军团主力及9军团从老山界以北进至社水地域(现属广西资源县),左翼3军团由千家寺以南绕过老山界进至中洞(现属广西兴安县)。
可是,处在中央位置的军委第1纵队根本没有更多的时间绕行,只能径直向西翻越老山界。军委第2纵队也脱离红3军团,随第1纵队之后,向老山界进军。
湘老山界可以说是横亘在红军面前的一道“天堑”。它是越城岭山脉的中段分支,呈西南—东北走向。它北接雪峰山余脉,西面与西北是今资源县的两水和车田,东南为兴安的华江。其主峰名叫猫儿山,海拔超过2200米,是越城岭的最高峰,也是整个五岭山系的最高峰。
这样的地理条件,红军想要攀越,困难可想而知。后来陈云回忆,“老山界这个山高得非常使人发急,到了一个山顶,见前面只有一个高峰了,不料上了那个高峰,前面还有一个高峰。”红军的进军路线靠近主峰猫儿山,山路险峻异常。悬崖峭壁上,行人仅靠几根圆木架成的栈道通行。栈道长满青苔,没有栏杆,走上去又滑又晃,令人头晕目眩、胆战心惊。
在这样的山路上该如何行军?陆定一的《老山界》里有这样的描写:“从山脚向上望,只见火把排成许多之字形,一直到天上与星光连接起来,分不出是火把的火光还是星光。”这并非文学上的夸张,而是地理条件所迫—唯有通过增加水平距离来换取垂直高度的缓慢提升,降低攀登的坡度。在如此陡峭的地形上,采取“之”字形路线是大军唯一可行的上山方式。
除了令人心惊的栈道,还有峭壁上的石阶。有一处名为“百步陡”,是在70多度的峭壁上凿出108级石阶,石阶旁便是数十丈的深渊。此外,还有雷公岩、三跳等十余处险地。在这些地方,伤员必须离开担架,由人搀扶着缓慢攀登。
除了崎岖的山路和恶劣的气候,红军还面临国民党军的袭扰。譬如,大坳界位于塘洞村源头、白竹江两个自然村交界处,是连通今天资源、兴安、龙胜三地的高山隘口。12月5日,红军行至这里时,国民党飞机跟踪轰炸,时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叶剑英被敌机炸伤,身中多块弹片,经抢救脱险。
另外,国民党正规军虽然被红军甩在身后,但当地的桂系军阀经常冒充红军,天天跟在红军队伍后面走,或者冒充红军的侦察人员,在红军要到时放火烧屋,其作用一方面使红军无处住、不得食,一方面则引起居民对于红军之怀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