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越老山界（下）

恶劣地理的“双刃剑”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越城岭山区恶劣的地形，对中央红军而言也构成了有利的一面。当时，这一带远离公路，更无铁路，属于典型的“交通死角”。数量上占据优势的国民党追兵无法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进行机动，只能与红军一样步行，这就大大迟滞了其追击速度。

而且，山区易守难攻的地理条件，也使得兵力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可以相对容易地遏制国民党军的进攻—狭窄崎岖的山路蜿蜒而上，一边是乱石嶙峋的河道，一边是陡峭的高山，从军事上来说，每一处都是绝佳的阻击地点，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一支国民党军追击时，遭到红军伏击，损失颇大，“除官兵有相当的伤亡外，其团的卫生药品及金柜尽行丢掉”。红军阻击得手后，立即撤退。

另一支国民党军桂系部队总算在老山界追上了红军，却发现“上山的道路很陡，而且仅有一条道路上山，此外均不能通行”。红军在山上扼守，桂军不易接近，无法攻上山，只能利用树木和石头作掩护与红军对峙，互相射击。

尽管国民党追兵相比红军的阻击兵力大大占优，但因老山界的地形限制，大部队无法一齐进攻，后到的部队也无法参加战斗，最后，国民党军直到不再听到红军的枪声，才发觉红军已经撤退，这会儿再登上老山界，早已追之不及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山界是经历湘江血战后疲惫不堪的红军的“救命山”。正是这一带的崇山峻岭，阻挡了国民党的追兵，保护了红军。

通道转兵，兵转道通

凭着惊人的勇气与毅力，红军彻夜行军，最终胜利越过老山界。然而，翻越老山界并不意味着中央红军已经摆脱了危机。当时，红军的西进仍然只是一个战术机动，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战略方向不曾改变。

在红军继续沿着湘、桂边界一带西进的情况下，敌“追剿”军总司令何键命令第1兵团7个师以一部置于城步，主力集结于绥宁，第2兵团8个师外加部分兵力，经由洪江迅速出湖南会同、靖县，妄图配合黔军、桂军，围歼红军于湘、桂、黔边一带。桂军除命第1追击队的2个师在红军侧后尾追外，又命第2追击队的2个师中的第19师抢先进驻龙胜、第24师进驻义宁（隶属广西）。

随后2天，红军与国民党军展开战斗，将敌人击退，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顺利通过桂、湘边界一带，于12月11日进至通道、下乡（隶属湖南通道）、长安堡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占领了通道县城。

这时，国民党“追剿”军主力已分别进到城步、绥宁、靖县、洪江、武冈等地，构筑工事，张网以待。这几个县都处在湖南西南部，如同一个直角三角形一样楔入广西、贵州两省之间，完全堵住了红军从通道北上的去路。

国民党军不依仗自己的优势兵力，以“追剿”军第1兵团“向临口、通道方向寻觅红军主力截剿”，另一部进驻绥宁策应，第2兵团先头部队已抵洪江，周浑元部续向洪江前进。此外，桂军到达红军南侧的桂东北龙胜一带，处在红军西侧的黔军也已开至贵州东南边界，在从北往南的锦屏、黎平一线设防。

而帮助红军迟滞追兵的老山界横亘在红军身后，红军毫无退路可言。这种情况下，若按原计划北出湘西，红军势必会与五六倍于己的国民党军正面交锋，届时将面临全军覆灭的危险。危急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从当时各路敌军的布置看，黔军最弱，其武器装备较差，部队组织纪律涣散，内部派系众多，战斗力低下。红军可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争取主动。

12月12日，红军在通道举行临时会议，参会者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虽然李德仍顽固坚持向红2、红6军团的方向北进，但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周恩来同毛泽东站在一起。

会议决定红军向贵州前进，相机进占黎平。刘伯承元帅后来回忆长征时表示，这一转向贵州的决策，是“毛主席挽救了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