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乌江（上）

剑指乌江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攻占黎平。在两个月的连续作战后，红军终于有了休整的可能。不过，西入贵州的红军，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黎平的西面，是长江与珠江的分水岭—苗岭山脉。苗岭山脉的山势虽不算极高，但绵延起伏，、岭谷相间，形成一条宽达数十公里的纵向障碍带，实际上阻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力量从此向西直接进入地处贵州腹地的都匀及省会贵阳。

而贵州军阀在丢掉黎平一带之后，则将主力集结在雷公山北侧的施秉、镇远、台拱地区。当时这一带正在修筑公路，这条公路起自贵阳，经贵定、镇远至黔湘交界之鲇鱼铺进入湖南，基本沿湘黔古驿道走向修建。黔军驻守此处，可以依托交通线保持后勤补给与兵力调动的灵活性，也可防止红军沿交通线直入贵阳。

另一方面，蒋介石迅速调整部署，下令“追剿”军向湘黔边界的铜仁、玉屏一线开进，意图切断中央红军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通道。与此同时，桂军的一个师则向榕江县推进。榕江位于黎平西南，桂军意图从红军侧后方实施侧击和尾追。

这种情况下，红军下一步该往何处去？此时，在红军的决策层，“左”倾冒险主义思想仍然存在，他们坚持执行北上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如果按照这个想法，中央红军需要向北渡过清水江，经过贵州东部进入湖南，这样恰会直接闯入“追剿”军设下的新陷阱。

于是，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的决定。

第二天，朱德、周恩来发出命令：中革军委决定将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分为右纵队和左纵队，分别依次占领剑河、施秉、台拱、黄平。为了给敌人造成中央红军仍要去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错觉，军委规定各部在前出到施秉、黄平地域前，用正常行军速度前进，制造红军仍在徘徊犹豫、拟往湘西的假象，抵进施、黄后，则迅速占领两域。

黎平会议之后，红军挥戈西指，由黔北挺进，一路斩关夺隘，横扫黔敌，突破了王家烈的清水江河防，连克剑河、合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等县城。但红军不是直接北进，而是沿清水江南岸西进，此举打破了国民党军欲在湘西同红军决战的计划。

蒋介石急忙改变部署，令“追剿“军第1兵团主力由湘西经剑河向施秉方向尾追红军，12月28日该部进驻锦屏；”追剿“军第2兵团主力由芷江、洪江地区，经晃县、玉屏向施秉、凯里方向追击。

面对国民党军新的合围态势，趁敌军在黔东南尚未完成包围部署之际，争取时间、突破乌江，成为红军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抉择。否则，红军将面临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背水一战的危险。此时，横亘在进军路线上的乌江，成为红军面前的一个凶恶敌人。

乌江之险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境内的第一大江。它发源于贵州西部乌蒙山东麓，由西南向东北奔流，几乎把贵州划分为南北两部。由于整个贵州的地势是西南高东北低，乌江的水位差非常显著。

巨大的水流挟重力势能，在石灰岩地层中劈削出“V”形峡谷，两岸绝壁对峙，崖壁宛如斧劈刀削，突兀云端。这样的地貌，在军事上造成了几个影响。其一，渡江通道极其稀缺。可供上下河岸的天然路径屈指可数，且渡口必然与这些险峻的盘山小路相连，控制了渡口，就等于扼住了通道咽喉。

其二，易守难攻。守军只需在对岸高地或崖顶设置火力点，便可完全封锁江面及滩头。相反，进攻方部队则展开困难，舟桥作业将暴露在火力之下，即便少数兵力登陆成功，先头部队在狭窄的滩头或峭壁小道上也无法迅速展开，极易被反击压制。

乌江本身的水文特征带有显著的季节性。冬季枯水期的河宽往往只有夏季丰水期的几分之一。然而，枯水期被束缚在狭窄河槽内的河水，水深流急，漩涡翻滚，加上沿江石灰岩陡壁常有巨石崩塌，明暗礁石形成急流险滩，对舟船操控构成了巨大挑战。

所有这些地理因素叠加，使得乌江成为名副其实的天险。从自然地理角度看，渡过乌江的难度要远远大于之前的湘江。贵州当地渔民中就流传这样一种说法：要过乌江，必须具备3个条件，缺一不可—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

黔系军阀为了保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地盘，早已沿乌江布防。黔军第25军副军长兼教导师师长候之担部，为阻止红军渡江，在乌江沿岸的茶山关、孙家渡、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等大小10余处渡口修筑防御工整，构成200余里的防线，以5个团和1个机炮营防守沿线。同时，敌人还烧毁了两岸民房和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