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渡乌江（下）

强渡天险

然而，即便天险在前，红军也必须跨越。这是缘于以下几个因素：其一，身处绝境，不渡乌江即遭围歼。前在黔军在乌江北岸重兵布防，毁船封渡，后有国民党“追剿”军刘建绪第1兵团、薛岳第2兵团衔尾急追。国民党企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

其二，乌江水文条件随时间急剧恶化。乌江是典型季节性河流。时值1月初，属冬季枯水期，江面窄，水深流急，但尚可组织强渡。一旦进入春季，贵州进入雨季，水位暴涨，江面加宽，流速更猛，强渡难度会成倍上升。

其三，落实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战略。遵义是黔北重镇，人口多，物资充足、地势险要，是当时理想的立足地。黎平会议已确定以遵义为中心建立川黔边根据地，而乌江是进入黔北、抵达遵义的必经之地。

所幸的是，红军面临的对手并非铁板一块。黔军的实力本就不强，内部还四分五裂。候之担部不过五六千人，却要布防整个乌江北岸，哪怕是只守主要渡口，这些兵力也是捉襟见肘。红军若能集中兵力于少数渡口，就可实现以点破面。

为了突破乌江天险，中革军委规定，1935年1月1日红军的行动如下：红1军团以红2师加强军委工兵2个连，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侦察，以1个团渡过乌江北岸，占领阵地，并掩护工兵架桥，以便红2师主力及军委纵队、红5军团由此渡江。

红1师进至回龙场及其附近地域，以1个团占领乌江北岸阵地，并指挥2个工兵连架桥，以便军团主力由此渡江。红9军团应在回龙场、袁家渡及其以北地区掩护红1军团之侧后。红3军团第4师应前进至清水口渡河点之地域，准备架桥。

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在江界河。这里距离瓮安县城不足30公里，是瓮安河与乌江汇合口，两水汇流，清浊分明，故取名江界河。这里的江面不宽，两岸的山体均为墨乌色，整个乌江如同一条乌青色的蛟龙由西微薄奔腾而去。因此，当地老百姓叫它为乌龙江。

渡口就在江界河的江边。乌江穿越深山峡谷，流到这里，其险峻犹似三峡。从南岸到江边渡口，要往下走几公里陡峭的石山，过江后还要爬几公里的山路，才能上通遵义的大道。部队在此下行和攀爬极度消耗体力，重型装备和火炮几乎无法通行，极大限制了进攻方的兵力展开和后勤补给。

红军侦察发现，江界河分新老两渡口，新渡口在上，江宽约80米，老渡口在下，江宽约120米，两渡口间相距约3000米。黔军顾此失彼，只在江流较宽、水流较缓的老渡口北岸配备强大火力，在新渡口却兵力较少。

于是，红军决定佯攻老渡口，主攻新渡口。1935年1月1日，红军白天抢渡没有成功，夜间组织突击队乘竹筏偷渡，但大部分竹筏被卷了回来。1月2日上午，根据军委指示，必须紧急抢渡。

突击队乘60多个竹筏，在火力掩护下强行渡江。当竹筏接近对岸时，前天夜间到达对岸在石崖下潜伏的5名勇士，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接应强渡部队登岸。值得一提的是，看似胜利在望时，乌江沿岸的地理因素又显现出不利于红军进攻的一面。

由于黔军动用预备队居高临下进行反击，加上山陡路狭，部队无法展开，红军被迫退守江边。就在这时，红军发现一处石壁可攀援而上，便迅速攀登占领了敌右前方的一个石峰制高点，击退了黔军。

到1935年1月6日，3路红军全部渡过乌江。整个乌江战役，前后只用几天时间，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红军共歼灭、击溃黔军4个团，约4000人。至此，国民党军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之南的企图，宣告落空。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看，红军渡江之后，乌江便从阻挡红军的障碍，一变为红军身后的屏障。渡过乌江之后，红军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率领“追剿”军只能转回湘西，与红2、红6军团作战。

刘湘的川军逡巡长江南岸一线，不敢轻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滞留黔南；黔军一触即溃，王家烈更不敢妄动。只有薛岳率领的蒋记中央军穷追不舍，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同时，薛岳又奉有蒋介石之命，要赶往贵阳，抢夺黔系军阀王家烈的地盘。

正因如此，红军才在黔北获得了宝贵的休整时间，缓解了长征以来，特别是湘南作战以来之疲劳，并得以召开了深远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