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背景

1935年1月初，红军占领了黔北重镇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攻占的第一座较大的中等城市。1934年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上，“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

那么，红军是不是可以在遵义一带结束长征，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呢？当时的战场形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自从红军进入黔北地区后，蒋介石便判断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可能有两个，一是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二是东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基于这种判断，国民党军从各个方向进逼黔北，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

到1935年1月中旬，红军的处境已变得非常险恶。在南线，黔军妄图从红军手里“收复失地”，其两个师已进逼遵义南部，另一个师则向湄潭（位于遵义以东）进攻，企图从东、南两面威胁红军。

在黔军的后面，还有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的两个纵队多达8个师，他们已经控制了贵阳、息烽、清镇等地，先头进至乌江南岸。在西线，3个旅以上的滇军正向云南昭通、贵州毕节地区开进，拦阻红军西进。

在北线，川军组成“四川南岸剿匪军”，10多个旅的重兵集结于川黔边境，先对部队已到达松坎（在桐梓以北），防止红军进入川南。在东线，湘军进入黔东，沿乌江东岸布防，阻止中央红军东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鄂军1个师又1个旅沿乌江下游布防，防止红军东返。甚至桂军也出动了2个师，进至黔南的独山、都匀一线，作为策应。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共约40万人，相当于当时的中央红军（3.7万余人）的10倍多，兵力对比极其悬殊。

面对敌军重兵压境的险恶形势，为保存红军有生力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遵义会议之后决定，中央红军迅速脱离遵义地区，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另图发展。“四渡赤水”之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所谓赤水，指的是赤水河。它是长江上游南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境内，入贵州境内后，红毕节、金沙、习水、赤水等地，至四川合江汇入长江。全河穿行于川、黔、滇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数百里。

从1935年1月19日起，中央红军分三路向土城（属贵州习水）、赤水方向前进。土城战斗打响后，1月28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赶来围堵、红军兵力不够集中等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果断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向古蔺（隶属四川）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红军在运动中寻求战机，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机动，1935年3月21日晚—22日红军由二郎滩、太平渡等东渡，第四次渡过赤水河。3月28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封锁线，并于31日南渡乌江。

4月2日，红军佯攻息烽，前锋威胁贵阳。而此时，作为国民党军围堵红军南线主力的中央军两个纵队，已经渡过乌江，正与黔军、川军和部分滇军一起寻找红军作战，贵阳已经变成国民党军的后方，只有4个团的兵力驻守。

正在此地督战的蒋介石慌忙下令滇军主力孙渡纵队3个旅火速东进“救驾”，这样一来，贵州西南兵力空虚，云南腹地同样大门敞开，出现了毛泽东所预料的“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的有利形势。

于是，在贵阳虚晃一枪的红军，乘虚直插云南，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远远甩在了身后，成功实现了变被动为主动。“四渡赤水”也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