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渡赤水”中,除了与国民党军作战之外,红军还需要克服地形、河流、气候、道路等严峻的地理阻碍。
地形阻碍—山高谷深,地貌破碎,机动空间极度受限。从地势上看,遵义地区处于中国西部高原山地第二级阶梯向东部丘陵平原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总的看,这一带山高谷深,河流密布,地貌崎岖破碎。
靠近赤水河的赤水、习水、仁怀三县来说,其境内的海拔分别是221-1730米、275-1872米、329-1681米,相差悬殊。而且两岸多系横断山脉,山势陡峻。这样的地形地貌,即限制了红军的回旋与集结,也迫使红军只能沿狭窄谷道行军。
相关红军长征在贵州的史料称,“一渡赤水”后,红军向古蔺以南前进,“以后经川黔边沿赤水河上游西走,经过许多小路,为红军西行以来湘黔两省从未经过之小路,尤以两河隘为最险要。”“由两河隘进威信县为三十里,两边削壁中有水沟,一边山崖上凿一人行道而通过,只要道路破坏五尺,军队即无法通过”。
无疑,这种地形对作战有着重要影响。以土城战斗为例。土城位于贵州西北,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当黔北大道要冲。其东、南、北三面,山岭绵结,地势险峻。军委把攻占并巩固土城,作为实现北渡长江进而“赤化四川”的重大步骤。
土城战斗所在的青杠坡是个峡谷地带,红军先利用公路附近的小山头包围了敌军,后来敌军增援部队又占领稍远的大山头,对红军进行了反包围。敌军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势与优势装备,使得战场态势发生逆转。
结果,这一仗,红军前半段打得顺利,后半段处境艰难,最后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
河流阻碍—赤水河险滩密布,红军四次抢渡挑战天堑。赤水河是贯穿整个战役的核心天险,其干流蜿蜒穿行于峡谷,河道曲折,河床陡峭,水流湍急,暗礁丛生,洪枯水位变幅极大,自古便有“天堑”之名。
“四渡赤水”前,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曾电令各军团首长指出,“渡河迟缓或阻碍渡河的困难不能克服,都会给野战军最大的危险”。好在红军此前已先后渡过湘江、乌江这样的大河,有一定的经验。
而“四渡赤水”期间正值冬春季枯水期,河面变窄,有利于架设浮桥,为红军成功渡河提供了重要的客观条件。即便如此,时值隆冬,水温极低,水流速度快,红军依靠木板、竹筏、绳索搭建简易浮桥,在敌军火力与湍急水流中强渡,稍有不慎即被冲走。
“一渡赤水”时,周恩来亲自带领参谋人员选定架桥地点,一连三次到架桥地点督促指导,经过一夜的努力,在土城的赤水河上下游各架起一座轻便浮桥。红军四次渡河均以极高的组织性克服水文天险,成为战争史上依托河流实施机动的典范。
地势阻碍—隘口险要,易守难攻,大幅增加攻坚难度。“四渡赤水”所在区域的山系构成又一大阻碍。大娄山脉作为遵义地区的地形骨架,山高谷深、地势险峻,既是乌江与赤水河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天然界山。
尤其是娄山关地处大娄山中部,为狭长幽深的经向谷地,通道狭窄,两侧山峰对峙,川黔公路仅能从关口穿行,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势,地理上易守难攻。
“二渡赤水”后红军回师黔北,娄山关恰好横亘于进军路线之上。其时,其被黔军抢先占据并依托险要地形层层设防,红军正面进攻在地形上处于不利地位。若在此受阻,红军将陷入前有险关固守之敌,后有国民党追兵夹击的战略险境。
2月25日,红3军团进抵娄山关与黔军展开激战,黔军且战且退至娄山关关口,双方复又为争夺点金山高地展开拉锯战,当晚红军占领高地。为了夺回阵地,黔军兵力增加到6个团,多次反扑,均被红军击退。
整体而言,大娄山与娄山关的险峻地形显著增加了红军攻坚难度,压缩了部队回旋余地,迫使红军必须在不利地形下迅速夺关破险,才能摆脱合围、保持战略主动。此外,气候阻碍、补给阻碍等,加剧了行军损耗和供给的难度。赤水河流域1至3月正值冬春交替,阴雨连绵,昼夜温差悬殊。持续降雨导致山路泥泞难行,负重行军极易滑倒。
古蔺等高海拔山区常有降雪,气温骤降时,衣着单薄的红军在雨雪严寒中行军,体力消耗剧增,冻伤、冻僵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增多。而且赤水河流域山多地少、村寨分散,人烟稀少、物产贫瘠,川南古蔺、滇东扎西等地尤甚。
蒋介石就认为,贵州西北一带地?民贫,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称得上是一个“绝地”。这些不利条件进一步放大了红军所面对的地理与作战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