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之后,如何迅速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是摆在中央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然而,川军沿长江一线重兵布防,严密封锁道路和渡口,红军北渡长江受阻。
由此,红军“四渡赤水”,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成功跳出了蒋介石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布下的包围圈,从贵阳东南突破敌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行军120里的速度,经黔南和黔西南向滇东急进,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入云南,威逼昆明,虚晃一枪,再向滇西北进军。这种情况下,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的机会再次出现。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指示明确宣布,“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这就意味着,金沙江已然成为横亘在红军前进路上的一道天堑。
长江上游自青海玉树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岷江口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沿横断山脉东侧奔腾而下,穿行于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此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上中下游各段之间天然落差多在七八百米以上,水流非常湍急。
但是,对于红军来说,这一道天堑非过不可。一方面,1935年3-4月,为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一举歼敌1万余人,攻克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今四川省东北部的广大地区。
中央红军若能顺利渡过金沙江入川,即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另一方面,红军虽然在“四渡赤水”中实现了战略机动,进而向西突入云南省境,却并未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兵。国民党各路追兵,正在分头向云南省会昆明东北前进。
在这一带,因为前有金沙江的天堑阻挡,红军的回旋机动地域甚窄。这意味着,如果红军不能及时北渡金沙江,则有被国民党军队压迫在深谷歼灭的严重危险,或者在红军正渡江时被敌打击,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只有迅速渡过金沙江才能求生存。
要渡过金沙江,必须经由南北岸之间的渡口。金沙江两岸均为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全是悬崖绝壁。河水穿行于高山峡谷间,水势落差大,在“V”形谷处,往往水流湍急,河谷与水面较为狭窄,不利于摆渡。
尤其在“V”形谷转弯处,并不适合设置渡口。而在宽浅河谷处,水流放缓,河谷与水面较为开阔,才有利于形成大渡口。金沙江中下游渡口分布较为密集的有几个区域:一在丽江,一在元谋及其附近,一在武定至?劝,另几处在今昭通一带。
这些区域之所以渡口密集,首先是河段水流平缓,其次是人口较为密集,矿产资源丰富,再次则是地处川滇的交通干线之上。从长征时的地理形势看,丽江距离红军所在位置甚远,只有元谋和昭通的若干渡口可供红军主力通过。
当然,这些地理信息哪怕在当时,对敌我双方都是透明的。国民党统帅部同样预料到红军有可能渡过金沙江入川。4月23日,作为云南地头蛇的龙云基于对金沙江渡口地理分布的了解,致电蒋介石分析中央红军进入滇境后的可能动向。
龙云判断红军可能通过会泽、巧家一带渡江。4月26日,龙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明确指出红军由曲靖、陆良西进,向元谋沿江渡口渡江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这两份电报,正是基于金沙江上渡口地理分布做出的分析。
据此,蒋介石制定了防堵红军过金沙江的兵力部署:川军泸州部队负责叙永以西至宜宾一带金沙江的防务,川军刘文辉部主力则负责金沙江川滇交界段的防务,特别强调严密布置宁南(在巧家对岸)到永仁(为元谋邻县)一带的金沙江江防。
此前,蒋介石还命令驻贵州毕节一带的川军郭勋祺部约9个团北上,防守金沙江北岸宜宾至盐津一线,防红军东渡。如果红军主力确实前往这一带渡江,便落入国民党军的陷阱。
不过,从元谋到昭通这一段金沙江,恰如一个向南的楔子深入云南,总长度达二三百千米,国民党军不可能在沿线每一处渡口都部署重兵设防。金沙江以北四川境内江岸防务,主要由川军刘文辉部承担。
刘文辉此前在与刘湘争夺四川统治权的内战中失利,被迫退守川西,实力受到极大削弱。蒋介石也承认:“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因而将防堵中央红军的主要期望,寄托在滇军身上。
在当时的国民党地方军阀里,滇军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但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时,滇军主力都远在黔境或黔滇边,云南境内多为地方保安部队、民团武装,尤其是省会昆明防守力量空虚。
1935年4月底,红军前锋直逼昆明,云南全省震动。龙云急电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
红军的先头部队抓住先机,“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3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红军大部队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