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中会坟场

1923年4月，邓荫南的儿子邓植卿等，向广东省公署呈请拨给东川马路旁大宝冈公地数亩，为其父邓荫南上将建筑坟场，并安葬兴中会为国捐躯各烈士。4月20日，广州市财政局奉市政厅第311号训令，同意划出该冈地二百五十四井零七十六方寸（4.25亩），以为建筑坟场之用。?荣光、宋居仁、邓植卿等27人，借此发起建造兴中会坟场。如今，立于兴中会坟场正中的“元祖兴中会坟墓”方尖碑的础石上，还勒有这27位发起人的名字。

经过兴中会老同志的一番紧张操作，1924年10月6日，邓荫南的棺椁，终于被安葬在大宝冈的邓上将坟场中。墓圹上，竖立一座“邓上将荫南纪念碑”，纪念碑简朴坚毅，碑如其人。纪念碑四周，方圆数亩，绿树成荫。

事实上，1923年4月，自邓植卿向政府要到墓地之后，就已经有兴中会的老同志率先入葬大宝冈了。从兴中会坟场现存的墓碑可见，最早的入葬者为黄璧华。黄墓建造于1923年10月。自后，兴中会同志的墓穴用地，全部由邓荫南的儿子邓植卿在“邓上将坟场”内拨出。久而久之，该地便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兴中会坟场。

诚然，直至1934年5月，兴中会坟场还没有正式命名，而与一般坟地无异，没有围墙，更没有牌坊。为此，兴中会同志社黄大汉等，附图函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拨给5000元建筑兴中会坟场。西南执行部先后召开了第80、89次常务会议，决议批转广州市政府查照。 由于西南执行部前后两次常务会议的决议只是批转广州市政府查照，广州市政府也只负责查照，而没有拨付5000元给兴中会同志社建筑兴中会坟场。于是，同志社就派?荣光前往广州市政府“晋谒市长面请解释”。市政府告知同志社：须再专函呈报西南执行部，方可办理。广州市政府于是公事公办，由市长刘纪文签字，再次呈报西南执行部秘书处，把拨款5000元建筑兴中会坟场的“皮球”，再次踢回西南执行部。 延至1936年初《广州市经界图》第二册第二版出版时，兴中会坟场仍未开建，以致广州市土地局的测量人员，把兴中会坟场记作“夏百子坟场”。因为整个坟场并无名称，而夏百子的坟墓就在整个坟场的东北入口处，故只能以“夏百子坟场”记之。民众及游人，则称其为“兴中会革命同志花园”----与执信学校“相距半里许，马路的左边，有一块树木翕翳的高地，那就是革命老前辈邓荫南先生的坟墓----再向前走，便是兴中会革命同志花园了。路旁有一井，井边立着一块石碑，勒有‘兴中甘泉’四字。”

从这段追记于1937年2月27日的游记文字可见，当时的邓荫南坟墓与“兴中会革命同志花园”，位于东沙马路左边的一块“树木翕翳的高地”上，路旁还有一口围以石栏的泉井---“兴中甘泉”。如今，“兴中甘泉”早已被新开马路所填埋，现所遗《兴中甘泉》石碑，亦非1937年前的原碑。 在牌坊的东侧墙基镶嵌着两块石碑，一是《革命元祖兴中会先进坟墓碑记》，二是《兴中甘泉》石碑。从碑文可见，兴中会坟场建成于1937年9月29日。黄大汉等在4.25亩的坟场内，种植上300多棵果树。《兴中甘泉》石碑，则非1937年2月以前游人所见之“兴中甘泉”原碑，而是1940年9月9日重勒者。 从《兴中甘泉》石碑重勒于1940年9月9日可见，兴中会坟场的全部工程，完成于1940年9月9日。最后一位入葬兴中会坟场的是潘嘉，其墓碑由姚雨平题书，立碑日期为1957年1月。

1981年，在辛亥革命70财年来临之前，广州市十九路军松沪抗日烈士墓管理处接管了兴中会坟场。据当事人称，当时的兴中会坟场十分破烂。到1987年拓宽先烈路时，邓上将及兴中会坟场靠先烈路一侧的山坡被全部挖去，用花岗岩石块砌筑起一道5米高的挡土墙；挖起了一批兴中会先烈的坟墓；挖出的骨骸，执入一批金塔内，埋在坟场墙边。管理处的年轻职工都不敢动手执骨，都是老职工操办的。

1991年，华泰宾馆要开路（即华泰宾馆入口处大斜坡），再割去兴中会坟场的一块地。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兴中会坟场，只及原面积的一半。纪念亭、管理室、“兴中甘泉”井等，已不复存在。唯兴中会坟场牌楼尚存。幸而1983年8月，兴中会坟场被确定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20世纪90年代修理兴中会坟场牌楼时，幸得执事者把《革命元祖兴中会先进坟墓碑记》及《兴中甘泉》两遗碑镶嵌在兴中会坟场牌坊东侧墙基上，为后来者追怀先烈留下凭据。

据本人现场考察，从先烈路（华泰宾馆旁）可看到邓上将坟场的牌坊，上阶梯后即是邓上将荫南纪念碑及其它遗址，其右侧即是兴中会坟场。兴中会坟场西侧本有一门，但目前处于关闭状态，参观完兴中会坟场后，必须沿原路经邓上将坟场返回先烈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