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是广州先烈路上的地标,她是一座由无数仁人志士“众葬”共建的历史丰碑。1916年7月,朱庆澜到任广东省省长后,率先建议以七十二烈士坟茔为“主脑”,建筑黄花岗公园。与此同时,广东省议会议员吴伟康等也向省议会请愿修筑黄花岗诸烈士墓。在粤护国军都司令岭春煊、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诸人积极响应,率先捐款建筑黄花岗诸烈士墓。
1917年9月,驻粤滇军第四师师长兼广州卫戍司令方声涛,见七十二烈士墓历7年仍然不封不树,深感愧对先烈,便与时任非常参议院议长的福建同乡林森,共同筹划建造七十二烈士墓一事。方声涛积极募集捐款,仅用半年时间,就在七十二烈士合葬处,建造了一座高大的石冢。石冢平面呈方形,四面成坡形,中央竖一方尖碑,上刻“七十二烈士之墓”7字。1918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方场涛偕母亲等7名家属,在刚刚落成的七十二烈士石冢前合影留念。
林森计划在七十二烈士石冢后方,建造一座纪功坊。孙中山对林森为七十二烈士及四烈士修墓,以及募建纪功坊之举深表嘉许,并为纪功坊手书“浩气长存”横额。林森遂请大匠,将孙书之“浩气长存”横额,分别镌刻在4块大云石上,镶嵌于纪功坊基座正面,永留纪念。
1921年底,七十二烈士纪功坊落成。若干年后,陆丹林往谒七十二烈士墓与纪功坊,见“正中是一座大墓,白石构造,系长方形,用铁栏围着。上有石亭一座,那种光泽雅洁的素质,雕刻着党徽与花纹,异常精致。亭里竖着一块大碑,刻着‘七十二烈士之墓’。墓后有纪功坊,也是白石所建,横篆着‘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出自章太炎的手笔。”。
纪功坊“有广约十余丈的大石台一座,中间开门三道,宛如城堡。墙面横刻着孙中山先生写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台里装有扶梯,可上台顶,台的上层,砌筑着长方形的石枕七十二块,磨琢很精,并镌有‘某地旅某华侨谨献’等字,第一块写一个海外党部的名称,中英合璧,层叠而上,台顶矗立一个自由神像”。
1933年3月29日前,七十二烈士墓前至建筑中的东面大牌坊之间,终于修筑了一条长230米的“中枢墓道”。1935年,中枢墓道前端的大牌坊落成,并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的正门。四柱三间的大牌坊,宽32.5米,高13米,其上镶嵌着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4个大字,为东沙马路平添了一大景观。与此同时,1927年建成的红铁门,则“正门”改为“侧门”。1935年大牌坊落成之日,原纪功坊顶端的自由女神像,也换成了一个浑圆的中国国民党党徽。
邓仲元墓,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中规模最大的一座附葬墓,由“邓仲元先生墓道”大门楼、邓仲元先生像、奏乐台、邓仲元先生墓、邓仲元先生纪念碑等多座建筑物所组成。其中,核心建筑“邓仲元先生墓”的墓碑,为孙中山先生于1924年6月所题书;“邓仲元先生像”则出于大雕塑家李金发之手。1983年8月13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邓仲元墓”为广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内,除邓仲元墓之外,还有一批附葬墓。建园初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是严禁附葬的,后来开禁了。如今,有名有姓的附葬墓就有43座,加上难以辨认墓主姓名的附葬墓,则有50多座。这50多座附葬墓,大部分集中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的东北部。
这些先烈附葬墓主要有冯如墓、杨仙逸墓、越南志士范鸿泰、叶少毅墓、王昌墓、梁国一墓、金国治墓、韦德墓、雷荫棠墓等。最后移入的史坚如祠,则独自位于黄花岗公园的中西部。此外,黄花岗公园内还有谢铁良、苏从山、梁沾鸿、邓伟东、雷早法、翁飞龙等一批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烈士墓。
1937年广东省政府给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拨付了2万元,用以修缮七十二烈士墓园内崩坏的路面、亭台、坟垣等设施。不幸的是,墓园刚修缮完毕,抗日战争就爆发了。广州沦陷期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墓园内大批林木被砍伐,日寇还在墓园内挖战壕,筑碉堡。1945年9月15日,国民政府接收广州时,警察局向市政府报告:黄花岗及沙河一带有大批日伪时期修筑的碉堡。
自从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领衔主祭七十二烈士之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便成为东沙马路一时之热点。1924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建成之后,更吸引了许吉如庚戌坟场、江大舰烈士墓、联义社烈士墓、海军坟场、空军坟场、警察坟场、粤光坟场、伍廷芳坟场、张民达坟场等多座大型公墓以及名人墓葬,聚落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附近,形成了一个“七十二烈士墓园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