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13 章: 四方面军转兵川西(上)

 

  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人的指挥下,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之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抵淬淹,北达青川、平武的大片地区,为红四方面军下一步军事行动开创了十分有利的局面。强渡嘉陵江后,如果按照原定方案打胡宗南部的话,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红四方面军要北进甘南打击凭险据守且装备精良的胡宗南部的话,的确面临不少困难。徐向前觉得“向甘南进击,深感兵力不足”,但一时又想不出其他良策,只好向后方的张国焘、陈昌浩发电报,催他们一起拿主意。张国焘、陈昌浩不仅迟迟不表态,而且在既没有请示中央、又没有与徐向前等前方将领商议的情况下,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
张国焘之所以要撤离川陕根据地,是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徐向前认为,理由主要有三条:优势敌人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但是,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张国焘也打着自己的算盘,与其保存实力的心理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关系,其中也不免掺杂着个人的野心。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张国焘感到,蒋介石剿匪的重心不断由中央红军开始向红四方面军转移,红四方面军面临的敌情压力越来越大。特别是红四方面军胜利渡过嘉陵江以后,蒋介石判断出中央红军有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加大了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力度。蒋介石的部队已大批地涌进四川来,四川军阀担心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应、其将失去立足之地,也叫嚣要先解决红四方面军。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实力问题。嘉陵江战役之后,徐向前提议将红军北调,准备向甘南进击,张国焘同样有保存实力的考虑。毕竟甘南的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嫡系,“硬碰硬”,搞不好会两败俱伤。
除此之外,张国焘还有个人的野心掺杂其中。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张国焘对中央红军的关注程度已经达到非同寻常的地步。当然,张国焘的关注及四方面军侦察电台所侦察到的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在客观上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大量情报,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根据张国焘的说法: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红四方面军来提供情报的。但是,一个方面军的“一把手”对中央红军的关切程度已经到了亲自守侯电台的地步,这里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最起码,他能从与中央红军的联系中,了解中央红军的动向;另外,他也能从截获的敌人电讯中了解中央红军的实力。中央红军在长征过程中,究竟损失到什么程度,张国焘很想知道。张国焘之所以急于想与中央红军会合,就是想看一看中央红军的真实情况。这其中有一箭双雕的目的。如果中央红军的实力并不像国民党所宣传的那样,已成强弩之末,那么,两支主力红军的力量合在一起,红四方面军的压力就减轻了。如果真如国民党宣传的那样,那么中央红军就会依仗红四方面军。这样的后果是张国焘最想看到的。最起码,张国焘也能落个“救驾有功”的好名声,以此提高他在整个红军中的地位。
嘉陵江战役结束之后,从当时敌我双方态势来看,红四方面军的确有进击胡宗南、出击甘南的战机。尽管胡宗南是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武器装备好,战斗力较强,但当时,胡宗南不占地利之便,且兵力部署没有到位,仍属好打之敌。加上红四方面军是得胜之师,士气正旺。红军占地利、人和之便,这种情况下,如果张国焘果断一些,同意徐向前北出甘南的建议,最起码红军有机可寻。当固守摩天岭的红军奉命主动撤离,胡宗南因此由北而南,凭借摩天岭天险向南设防后,进击甘南的战机完全丧失,红四方面军原定打胡宗南方案难以执行,“川陕甘计划”也随之彻底流产。
松理茂计划---- 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起,实际上就开始了长征。前方部队没有再返回川北根据地,而是集中在涪江地区休整。张国焘带着后方部队也随后全部渡过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陆续向江油集中。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均在此获得较大补充。红四方面将士达8万余人,再加上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医院和学校的所有人员,总计号称10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
然而,红四方面军所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蒋介石已经非常清楚红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意图,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蒋介石在其原来兵力部署的基础上,不断调遣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四方面军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北面有国民党第三路军胡宗南第2纵队,南面有四川“剿匪”第一路军孙震部和第二路军邓锡侯大部及第四路军李家钰部,东面及东南面,有唐式遵第五路军、王绩绪第六路军及邓锡侯一部。各路敌军均按蒋介石的部署,开始了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围攻。蒋介石企图就地歼灭红四方面军于涪江地区。
这样一来,红四方面军同时面临两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既要打破蒋介石的围攻,又要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若较长时期地停留在涪江上游地区,与敌四面作战,将是非常被动的,其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那么,红四方面军究竟向何处发展,就成为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为此,红四方面军立即在江油附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各军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张国焘就下一步的红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提出了如下意见: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作立脚点。大家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为此,红四方面军制定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计划,以期在岷江流域上游的松潘、理番、茂县、懋功、汶川地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以摆脱当前的不利局面,进而为以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激战千佛山----  西进岷江地区,北川、土门所在的一条狭长走廊是必经之路。北川河谷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老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山峰陡峭,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为打破敌人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实现“松理茂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战役主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首先向南进攻,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四方面军南打成都的态势,调动川军于安绵一带;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岷江。
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由江油地区向北川河谷进发,敌军随后跟进。当红军主力进入北川后,敌四川“剿匪”第一路总指挥邓锡侯十分惊恐。他精心制定了守备北川河、封锁土门的作战方案:令李炜如旅为先遣,驰驻墩上;令第5师副师长兼13旅旅长陶凯,率8个团兵力,约1.2万人,在土门、干沟、观音梁子、土地岭一线布防,封锁红军的必经之路。5月1日,陶凯部抵达土门,在此布下三道防线。敌军凭借有利地形,筑垒据守,层层设防,企图阻止红军西进。
5月1日,红30军政委李先念率领89师、红4军一部率先进入北川河谷。向墩上守敌发起进攻,击溃敌一个团,又歼敌一个团,就此打开了“北边城墙”的突破口。5月3日后,徐向前总指挥率方面军主力到达北川河谷,以红9军25师和红30军88师作为主攻部队,开始向漩坪、伏泉山一带的守敌展开激烈进攻。红30军第88师决定以第268团从正面佯攻,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第265团迂回到敌侧后,从敌人认为无法攀登的一条峡谷绝壁摸上去,乘势攻上了伏泉山主峰。这时,山下红军第263团、第268团等部队也乘机由山下向山上攻击。很快,伏泉山阵地全部被红军占领。接着,红军乘胜追击,向西扩大战果,于5月6日、7日,先后攻占了东大垭口、百家林等敌人的主要阵地。5月11日,红25师以猛烈的攻势,占领了千佛山周围几个制高点。接着,又一举攻下千佛山西侧的大垭口。在千佛山东面,红4军、31军经过激战,打退了增援之敌,先后攻占了巴罗山、皇宫山、大坪山等敌据点。至此,北川峡谷通道基本上被红军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