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十四章:北上南下之争(4)

 

沙窝里的斗争。在这紧要的关头,张国焘又节外生枝。他利用红军各部队准备的间隙,要求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是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二是要求中央从红四方面军中选拔一些新人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工作。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内部召开了一次紧急的干部会议。会上,他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要求博古退出中央书记处与政治局,周恩来退出中革军委;张国焘提出要将红四方面军的十几名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书记处书记,并起草了一份这些人员的名单。张国焘此举无疑是向党中央开了一个“天价”,使其向党中央争权的活动达到了顶峰。
为求得共同北上计划的实现,为抵制张国焘的错误方针和行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在离毛儿盖约10公里的沙窝举行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关于两军会合后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问题。第二项议程主要是解决张国焘提名的将红四方面军部分同志增补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问题。静静的沙窝,经历了这样一场中共党内两种不同意见的激烈交锋。沙窝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由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傅钟、凯丰、邓发、博古等人(徐向前率部做北上的准备,没有到会)。
会议首先由张闻天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对形势与任务作了系统的分析和阐述。在讨论这一报告时,毛泽东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了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分析之后,毛泽东指出:领导全国革命的党中央在这个区域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地团结;过去我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合的经验,今天可以利用。两个方面军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中革军委应负起使两个部队融洽起来的责任。
张国焘在会上的发言故意装出一副轻松的姿态。他先是表示,红军之间发生分歧是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两大主力红军都有多年奋斗的经历,寻求谅解应该不是一件很难的事。随后,张国焘倒打一耙,抓住他所听到的一些流言飞语,恶人先告状。譬如有人说张国焘是军阀,要凭借军事实力要挟中央;也有人说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者,非打击不可;或者说张国焘自视资格老,瞧不起所有政治局委员,要在纠正中央错误的名义之下,摧毁整个中央;也有人引经据典地说西北联邦政府反叛苏维埃。凡此流言,似乎把张国焘描绘得不成样子。
张国焘说到这里,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劝道:“这种流言是很多的,譬如有人说毛泽东是曹操,中央成了汉献帝;有人相信中央的政治路线错了,现在只是用军阀官僚的手段来统治全党全军,这次会议正要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此言也是有所指的,实际上这些说法都是张国焘个人主义和军阀主义的猜忌之作。所以,当毛泽东一说到中央的政治路线这个问题,张国焘感觉到自己有些站不住理了,连忙采取了迂回的战术。他没有直接指出中央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而是采取了一种更加隐晦的说法:“政治路线可能是错了,也可能是共产国际错了,也可能是我们执行错了,也可能是时移势易而必须改变。但是,我们要求检讨中央的政治路线,决不等于推翻整个中央。因此,我们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不要把责任问题牵连在一起。”
“这次会议也许不宜贸然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但苏维埃运动不是胜利了,而是失败了,却是事实。苏维埃运动遭受挫折的原因,既不能说成是敌人飞机、大炮的厉害,也不能当做只是我们军事上的失算,主要还是这一运动不合时宜,没有为广大群众所接受。遵义会议肯定中央政治路线正确,却说军事路线错了,这似乎有些倒果为因。”
随后,朱德、邓发、凯丰、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人相继发言。发言人强调必须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认为这是增强红军战斗力的关键。这些发言实际上是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针对张国焘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问题,多数人发言表示同意遵义会议对这个问题所作的结论,即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没有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是军事路线上的错误,经遵义会议已得到了纠正。会议排除了张国焘的影响,基本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分七个部分:一是目前政治形势的特点,二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基本任务,三是加强党在红军中领导,四是红一、四方面军兄弟的团结,五是关于少数民族中党的基本方针,六是目前的中心工作,七是苏维埃革命胜利的前途与两条路线的斗争。
在进行第二项议程,即讨论组织问题时,张闻天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预先经过磋商的名单,提升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中央候补委员;两位同志进政治局,陈昌浩为委员,周纯全为候补委员。按张国焘原来的打算,要增加红四方面军9人进政治局,他是想让红四方面军进入政治局的人员数量超过原政治局的人数。张国焘仍然固执已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坚决不松口中。但为了顾全大局,中央还是做出了一些让步,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2人为政治局委员。这样一来,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由原来的8人增加到了10人。沙窝会议于8月6日还决定由周恩来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这样一来,中央红军再次改称为“红一方面军”。
秘密杀害曾中生。曾中生,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4期学生,历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红4军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等职。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自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邝继勋任分局委员、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国焘借口反右倾,全盘否定鄂豫皖根据地党和红军的工作,攻击曾中生在鄂豫皖采取了调和手段,掩盖了立三路线的实质。曾中生等人当即用大量的事实予以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便利用职权,对曾中生整整围攻了两天,又给他扣上“三中全会调和主义”、“助长了家长制度领导下党内和平的倾向”等大帽子。
张国焘还挖空心思炮制了红4军中有一个“反革命的中心组织”和“全盘反革命计划”的假案,诬蔑红4军南下是曾中生受了“反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于是,撤了曾中生的红4军政委职务,以陈昌浩取而代之。1931年10月,当红4军北返至河南光山县时,张国焘亲自出马,借口“肃反”,杀害了大批红4军干部,如许继慎等。接着,张国焘又在波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实行“围攻”、“斗争”,最后,给曾中生硬扣上“对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宣布将其调离部队审查。12月,在广大指战员的请愿和强烈要求下,张国焘被迫恢复了曾中生的工作,让他担任红四方面军黄安独立师师长。
红四方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转战,胜利到达川北。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张国焘故技重施,又一次在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进行所谓的“肃反”,疯狂地报复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邝继勋、余笃山等人被秘密杀害,曾中生被诬蔑为“托陈取消派”、“右派首领”,被撤销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被非法逮捕,遭到严刑拷打和监禁。张国焘等人煞费苦心地为曾中生罗织了五条所谓的“罪状”:企图让敌人来各个消灭红军;公开组织开小差;企图以推翻党的领导来间接推翻红军;提出四川山大人稀、军阀太多、群众滑头不革命、红军不能创造苏区的理论;搞立三路线,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
徐向前听说曾中生被关押之后,非常吃惊,立即找到陈昌浩责问此事。陈昌浩说,曾中生等人是混进党内的“托陈取消派”,问题严重,中央同意免他的职,进行审查,并叫徐向前不要过问此事。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曾中生知道后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的冤案终于可以了结了。他连夜给中央写了一封申诉信,申明自己无罪,还列举了张国焘从鄂豫皖到川陕的种种罪行。不幸的是,这封信还没送到中央慰问团的手里,就被张国焘扣压了。当时中央慰问团成员之一人刘伯承,他与曾中生二十年代在莫斯科学习时就已认识,他就向张国焘打听曾中生的近况,但被张国焘编谎话骗过了。沙窝会议后,左路军主力即将北上,朱德与刘伯承又与左路军同行。曾中生的问题成了张国焘的一块心病。杀害曾中生的阴谋在张国焘指使下形成了。
一天夜晚,曾中生被关押的地方来了两个人,将曾中生押出了监禁他的地方。曾中生问要去哪里?押送他的人告诉他是去见张主席。曾中生走在这两个押送他的人中间。突然,一根绳索紧紧勒住了他的脖子,他痛苦地挣扎了几下,便永远离开了人世。一位战功卓著的红军将领,在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永远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曾中生遇害时,年仅35岁。曾中生被秘密杀害后,有人在卓克基的南面大声叫喊:“曾中生通敌逃跑了!快追呀!”一些武装人员装模作样地到附近的山上进行“搜索”,折腾了一夜。第二天,便有人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张国焘的野心的一步步暴露,红四方面军中一些了解事情真相的人向世人揭开了曾中生死亡之谜。历史终于还给了曾中生一个公道。1945年,在延安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共中央为曾中生平反昭雪,将他评为烈士。
张国焘架空党中央。8月15日,当朱德、刘伯承从毛儿盖回到卓克基以后,左路军先头部队开始出发北上,执行百般洮战役计划了。同日,朱德、张国焘给徐向前、陈昌浩回电并请他们转朱瑞、林彪等,其电文大意是:一纵队现在已经陆续北进,19日可进攻阿坝,然后继续向夏河前进。就在左路军出发的当天,尚在沙窝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左、右两路军行动计划进行分析以后,决定改变原夏洮战役计划中关于左路军主力经阿坝北上东出的决定,改为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中央意见击中了张国焘的要害,他本想瞒天过海,等到阿坝以后再明目张胆地执行其“西进”计划,没承想连阿坝也去不成了。张国焘却并不甘心,仍旧指挥左路军先头纵队向阿坝前进,坚持西出阿坝。
8月17日,朱德、张国焘以红军总司令部名义,对左路军各领导人发出指示电:王树声已率9军4个团及5军到达石匠公一带,明日可达查理寺,31军4个团随后跟进,19日可达查理寺;以后右路军的一切行动直接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19日,朱德、张国焘再次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于21日以25、93两师攻打阿坝。由此可以看出,张国焘找出种种理由与借口,蒙蔽中央领导人和广大红军指战员,拒不执行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也不执行中央关于左、右路军经班佑向夏河进击的指示,执意派部队攻打阿坝,而且有架空中央领导人的危险。
针对张国焘这种动向,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到会者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列席,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央常委的工作分工问题,同时也讨论了对待张国焘的错误方针问题。会议决定: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这一决定,使得在党内矛盾趋于尖锐的形势下,统一领导的权力被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党中央书记。会上,王稼祥提出要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问题。毛泽东说,斗争是必要的,但目前开展斗争是不适宜的。目前我们应采取教育的方式,写文章,不指名,不引证。可指定专人搜集材料,研究这个问题。
定计毛儿盖。为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再次召开扩大会议,对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的决定又作了具体的补充。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以及非中央政治局成员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等人。周恩来因病缺席,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已去西路军,叶剑英已经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出发,彭德怀率红3军殿后,故均未参加会议。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首先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红军行动问题的报告。毛泽东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毛泽东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从敌情来说,如红军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红军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红军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地区要比黄河以东地区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地区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不利于红军扩大。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毛泽东认为,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红军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基础。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而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
陈昌浩、王稼祥、博古、凯丰、林彪、徐向前等人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主张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由于没有了张国焘的阻挠,大家很快就当前红军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毛泽东十分高兴,还特意表扬了陈昌浩。最后,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以补充6月28日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同一天,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详细分析了开辟甘陕根据地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