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十八章: 逆流南下(1)

 

张国焘倒打一耙。张国焘率部队到达刷金寺的当天下午,接到徐向前、陈昌浩急电:“一、三两军违抗总司令部暂停前进的命令,私自北进。”“毛泽东等人这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先并未通知徐向前、陈昌浩等人。”张国焘则诬称毛泽东率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北上,是“悄悄溜走,再了不管其他大多数同志和军队”,并煞有介事地解释:“毛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失败观念支配了他,二是宁肯我负人,不肯人负我的权谋思想作怪。”“如今毛泽东等人私撤防线,秘密北进,显然是不顾大局的自私行为。”

很显然,张国焘是反守为攻,倒打一耙了!本来是他借故“噶曲河水阻”,下令左路军、右路军南下,此时,却将所有罪名都推到党中央和毛泽东身上。1935年9月10日4时,张国焘以朱德、张国焘二人名义发电给林彪、聂荣臻等人并转中央领导人,对中央率红1、3军单独北进表示“不以为然”,并表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讨论,绝不应这样。中共中央接到张国焘10日电后,于11月22时,在俄界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张国焘接到中央的命令后,不仅拒不执行,反而对中央北上大加指责。说什么“中央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竟率一部秘密出走,你们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你们为什么走到这一步,究竟是谁在制造分裂、反对团结,敬请明教。”

张国焘真不愧是历练多年的“领袖人物”,他这么一说,就将所有罪名都推到了中央头上。张国焘除了攻击党中央外,又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了随中央北上掌握军权的领导人身上。9月12日深夜,张国焘向红1、3军领导人发出电文,煽动红1、3军南下:“一、三军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南下首先赤化四川,该省终是我们的根据地。”张国焘在反对中央北上战备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毛泽东的惊人预测。为解决张国焘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揭露和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在四川省俄界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等21人。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同张国焘的争论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毛泽东点名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揭发了张国焘反党、分裂红军、反对北上抗日方针、退却逃跑和军阀主义等大量错误事实。与会同志群情激奋,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但毛泽东力排众议,认为这样不妥。俄界会议正式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

会后,毛泽东针对张国焘的问题、目前战略方针和组织上的问题等作了总结。他颇有见地地指出:对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的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番话对张国焘此后的人生轨迹作了超乎寻常的准确预测。从1935年10月12日起,到1938年4月初,还不到3年的时间,张国焘真的如毛泽东所预言的那样,投向了国民党的怀抱,当了可耻的叛徒。张国焘坚持率兵南下,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去西安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不久,加入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8年11月去台湾。

朱德、刘伯承与张国焘的斗争。9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不厌其烦地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要求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红4军、30军继续北进。电报高瞻远瞩地告诫张国焘:“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

张国焘此时早已将中央的命令与劝诫抛到了九霄云外,从噶曲河折回阿坝后,他便立刻大造反对党中央的舆论。对此,朱德总司令予以坚决的反对,便立即成了张国焘攻击的对象。由于党中央北上的行动是迫不得已而采取的秘密行动,加之对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批评没有在党内公开,广大左路军将士,特别是其中的红四方面军部队并不明了事情的真相。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张国焘的煽动下,也纷纷指责中央,并向朱德等人发动围攻。张国焘先派人同朱德谈话,要朱德写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文章,遭到朱德的断然拒绝。

9月13日,张国焘召开川康省委及红军中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张国焘把他与中央的争论公开化,公然举起了反对党中央的旗帜。会场外挂着“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的大横幅。张国焘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攻击中央率1、3军北上是“逃跑主义”,并鼓吹南下。接着,一些人跟着起哄,要朱德当众表态:“同毛泽东向北逃跑的错误划清界限”,“反对北上,拥护南下”。张国焘开导似地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是北上?”朱德镇定自若地说:“中央决定北上抗日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该担当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人家都叫‘朱毛,朱毛’,我朱德怎么能反毛泽东?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我不能反对遵义会议的决定。”朱德反复讲北上抗日的重要性后,又讲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他庄严地告诉大家:“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朱德的话刚说完,会场气氛又骤然紧张,一些人对朱德进行了更猛烈的围攻,还说要撤掉朱德的总司令。坐在一边的刘伯承总参谋长再也看不下去了,站起来说:“你们是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子,怎么能这样对待总司令?”这些人一听,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随即把矛头指向刘伯承,要他表明态度。刘伯承明确表示:拥护毛儿盖会议的决议,赞成北上。指出南下不会有出路,最后还得北上。张国焘威逼朱德、刘伯承等人屈服、共同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企图没有得逞。

阿坝会议后,张国焘继续利用各种场合攻击党中央,鼓吹“只有南下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他和他的追随者给朱德施加压力,甚至谩骂朱德是“老糊涂”、“老右倾”、“老顽固”。朱德却总是很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任尔风吹浪打,总像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对方斗完、骂完,他才不慌不忙地同他们讲道理。其优秀的革命品质正如毛泽东赞叹的那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张国焘另立“中央“。1935年9月15日,张国焘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两天后,张国焘正式发布了南下军事命令。按此命令,1935年9月中旬,左路军全部、右路军红四方面军将士,分别从阿坝和包座、班佑地区南下,向大金川流域的马塘、松岗、党坝一带集结。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的4军、30军及红军大学部分人员,被迫掉头再次穿越草地。衣衫单薄的红军指战员,顶风雨、踏泥沼,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环境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

10月5日,张国焘在卓木碉的一座喇嘛庙里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王树声、周纯全、李卓然、罗炳辉、余天云等军以上干部。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的野心完全暴露出来了,他居然宣布另立“中央”,公然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会议由张国焘主持并首先发言。他在恶意攻击完党中央领导人后,突然宣布另立“中央”!他宣布中央已经“威信扫地”,“失去领导全党的资格”,提倡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的办法,组成新的“临时中央”,要大家表态。

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就连南下以来,一路上对中央大发议论的陈昌浩,似乎也毫无思想准备,没有立即发言表态支持。张国焘于是先指定红一方面军的一位军职干部发言。这位同志在长征途中,一直对中央领导有意见,列举了一些具体事例,讲得很激动。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前所未闻,不禁为之哗然。张国焘的话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加上中央红军长征初期存在的右倾逃跑主义,因而,责备和埋怨中央的气氛,竟然一时达到了高潮。张国焘要朱德表态,朱德说:“大敌当前,要讲团结嘛!中国工农红军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是个整体。”张国焘又让刘伯承表态。刘伯承也表示大家要讲团结,不能搞分裂。徐向前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他既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表决。

张国焘见主要领导人都不支持他,脸色阴沉,但不便发作。接着,他就宣布了“临时中央”的名单,形成了“决议”。张国焘还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为了表明其“广泛性”,除了把党中央多数领导人排除在“临时中央”以外,张国焘将红一、二、四方面军和各根据地许多高级领导人都委任为“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张国焘宣布由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周纯全、徐向前组成中央书记处;由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周纯全、倪志亮、王树声、董振堂组成军事委员会。决议宣称:“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免职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