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纪实--长征卷

  第十八章:逆流南下(2)

 

逆境方显英雄本色。张国焘本来想通过另立“中央”来加强他对部队的控制,没曾想事与愿违,不仅红一方面军原五军团、九军团强烈反对,就是红四方面军中也开始出现了反对的议论,张国焘的威信开始下降。由红一方面军调任红四方面军第9军任参谋长的陈伯钧就曾直接找张国焘谈话,坚持原则,陈述己见,反对分裂。这一下得罪了张国焘,被调到红军大学当了教员。他被调到红军大学任教期间,一面培训干部,一面积极支持刘伯承同张国焘的斗争。

红四方面军的不少同志,脑子里都打了问号:“这样做对吗?”“符合党章要求吗?”“有利于一致对外吗?”他们虽然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但对“张主席”的盲目崇拜心理,开始动摇,窃窃私议之风,不可遏止。对此,张国焘心理非常恐慌,于是派人盯紧他们的动向,稍有不满,即以各种名义处分,进行打击迫害,有的人甚至遭到逮捕或杀害。红军总部侦察科科长胡底,因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并说了“张国焘是军阀”,“张国焘是法西斯”等话,被秘密毒死。朱德、刘伯承看到这种情况后,心里非常着急,就嘱咐一些对张国焘不满的同志要慎重,不要作无代价的牺牲,同时注意保护那些被抓住“把柄”的同志。胡底牺牲后,朱德找到红军总部3局局长伍云甫谈话,嘱咐他:注意不要闹,注意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斗争是要斗争,不过是又要团结又要斗争。刘伯承也对陈伯钧说,斗争应该注意方法,不要以为张国焘不杀人,张国焘是要杀人的!

红5军参谋长曹里怀因对张国焘不满,被调到红军总部,任作战局局长。他从机要科得知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消息,心里非常激动。他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几个熟识的人,还对他们说:“我们肯定会要北上的,会与毛泽东同志会合的。”有人把曹里怀的话告诉了张国焘,他大为恼火,立即派人把曹里怀关押起来,并召集紧急会议,说曹里怀泄露军事机密,是反革命,要严加惩处。朱德总司令站起来说:“曹里怀就讲了那么几句,你安他的‘反革命’够不上,你有什么理由乱杀人呢?”曹里怀这才留住了一条性命,但还是被撤掉了作战局局长的职务,开除党籍,送到总部军事学校当教员去了。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调到红30军任参谋长的彭绍辉,给朱德写了一封长信,讲他不赞成南下的错误方针。不料,这封信落到张国焘手里。张国焘十分震怒,立即派人把彭绍辉找来谈话。彭绍辉一进门,有人就上前的了他一个嘴巴,厉声问:“为什么反对南下?反张主席?”并拔出驳壳枪,把枪口顶在彭绍辉的胸口上。朱德见状,上前把枪夺下来,气愤地说:“打人是不对的。这是党内斗争,应该允许同志讲话!”于是,他让彭绍辉先回去“反省”,这才使得彭绍辉幸免于难。受到朱德保护而免遭不测的干部、战士还有许多,如廖承志、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红军大学教育科科长郭天民等人。

其实,朱德、刘伯承等人在教育和保护其他同志的同时,自身也遭受着来自张国焘及其追随者的迫害和不公正待遇。当张国焘让刘伯承表态时,刘伯承旗帜鲜明地表示同意北上,认为中央毛儿盖会议精神是正确的。张国焘十分恼火,便擅自宣布撤销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让他到红军大学任校长。朱德虽身为总司令,但张国焘独断专行,不断排斥朱德行使总司令的职权。朱德和刘伯承不得不通过其他途径来了解部队。这个时期,朱老总和刘伯承因为无事可做,常在一起。由于朱德、刘伯承处处与张国焘作对,张国焘开始加紧对其个人的迫害,甚至吩咐手下人不给朱总司令饭吃,其处境十分艰难。

正如徐向前所说的那样:“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没有一定的原则,没有一定的方向。办起事来,忽‘左’忽右。前脚迈出一步,后脚说不定就打哆嗦。”作为总司令的朱德看透了张国焘,一直在警告他,开导他,制约他。因而张国焘心里老是打鼓,不敢走得太远。所有的这些决定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活动是注定要破产的。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坚持斗争,徐向前等人的不懈努力,广大干部、战士的怀疑和觉醒,特别是后来林育英的回国,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这些均成为党中央战胜张国焘分裂活动的重要因素。

南下初战得胜。朱德虽然不同意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但认为部队既然已经南下,就应打开战局,找块立脚生存的地方。因而,在军事行动方面,朱德积极行使总司令的职权,及时了解敌情,与徐向前等人一起研究作战部署,定下决心。徐向前作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敌情的变化自然是他考虑的重点。于是,红军内部的纷争被日益严峻的敌情所掩盖。红军众将领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到如何打通南下的通路上面来了。

当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心以周浑元的12个团移防武都,胡宗南20余团由松潘延伸到西固;四川军阀刘湘军驻安、绵、梓、罗地带,后方约20个团,其出到松潘东南者有邓国章4个团,出到理番者有范绍增9个团;邓锡侯军驻邛崃、大邑、双合场、达维者约20个团,其出到两河口、虹桥山者有周世英的6个团;杨森军驻天全、芦山、灵关、夹金山后方的15个团,其出到绥靖、丹巴的刘文辉部约7个团;蒋系守康定者有李抱冰6个团。

为打开南下天全、芦山的通道,方面军总指挥部制定了夺取绥靖、丹巴、崇化、懋功的战役计划,报请红军总部批准实施。1935年10月7日,张国焘在卓木碉以“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绥丹崇懋战役计划》。该计划明确:红军以主力采取迅速、秘密的手段,分别由观音铁桥及党坝沿大金川两岸夹河并进,配合夺取绥靖、崇化。跟即分取丹巴、懋功,以作南下出天全、芦山、邛崃、大邑的策源地。另以一部牵制并遏止马塘、梦笔山一带之敌,以使主力得以各个击破消灭敌人,略取目的地。为实现战役纲领,红军总部决定分左右纵队及左支队分头展开行动:以红5军、9军25师、31军93师共8个团组成右纵队,以王树声为司令员,詹才芳为政委,沿大金川右岸前进,抢占绥靖、丹马。以红4军、30军、32军、20师共16个团组成左纵队,由总指挥徐向前和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从大金川左岸进攻,直到崇化、懋功。以红33军及27师79团,共3个团组成左侧支队,以罗南辉为司令员,张广才为政委。这一支队以一个团守梦笔山,两个营分守鹧鸪山及马塘要点,并派出小部队向尽头寨方向游击,主力则控制于卓克基、马尔康地带策应。

10月8日,左右两路纵队及左支队开始行动。战役开始后,右纵队红9军25师首先向绥靖以北的观音河铁索桥出击,以便渡河南下,与左纵队的进攻夹岸相应。但因守敌刘文辉部事先将铁索桥砍断,并筑有防御工事,又因敌火力太猛,河流湍急,强渡也未成功。右纵队前进受阻,影响了整个战役进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立即临时调整部署,命令左纵队的第4军从党坝地区出动,强渡大金川,尚西岸袭取绥靖、丹巴;第30军由大金川东岸进攻崇化,再取懋功;第9军第27师向两河口、达维进击。这样,整个战役的进攻任务,几乎全由左纵队承担了。

按新的战役部署,11日,红4军成功渡过大金川河,即沿西岸疾进;12日,攻克绥靖,后继续向南发展,16日,攻克西康省境内的丹巴县城。与此同时,左纵队红30军开始沿大金川东岸向南攻击前进,于11日渡过党坝河,15日占领崇化,随后以一部继续向懋功方向发展。红9军27师同时向南突击,于16日攻克抚边。红30军攻占崇化后,即兵分两路,挥师东进,其中一路于20日攻克懋功。至此,历时15天的绥靖丹懋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共击溃杨森、刘文辉所部6个旅,毙、俘敌3000余人。红军占领了丹巴、懋功两县城,抚边、绥靖、崇化三屯以及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取得了南下初战的胜利。